信報聲明：回應明報入稟及誹謗指控 (《信報財經新聞》，04/07/2012)

《信報》「獨眼香江」欄目於上月22及23日分別刊登兩則標題分別為「《明報》總編提早向候特辦『溫馨提示』」及「絕非『無中生有』還看『兩大時差』」之報道，《明報》在23日刊出聲明，指「《信報》報道無中生有」，認為報道失實，要求撤回及道歉，《信報》已在上周覆函，表示拒絕撤回報道及道歉。

《明報》昨日在A2版報道，將入稟控告《信報》誹謗，同時刊載《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在律師見證下簽署的誓章之中文譯本。關於事件及《明報》之入稟，《信報》必須強調，報道有關新聞的團隊是以事件涉及公眾利益為出發點，同時因《明報》在報道中出現明顯的自相矛盾，在獲得消息人士確認下，才作出有關報道，整個過程按新聞專業的最高標準處理。《信報》現就事件作以下回應：

第一，事件涉及的「玻璃屋」（按《明報》說法為「玻璃棚」），在報道刊登前已被梁振英先生清拆，惟茲事體大，事涉公眾知情權這核心價值問題；梁振英先生在事件曝光前，已得到足夠時間去拆除有關建築物，由於有關新聞是《明報》「獨家報道」，故公眾應該有權知悉真相，何以梁振英先生不單提早獲悉《明報》之偵查報道，甚至為何清楚了解《明報》報道是針對僭建的「玻璃屋」；

第二，梁振英先生在報道刊登前已知悉整個報道的關鍵細節，按「誓章」內容披露，更顯示梁振英先生在報道刊登前兩天，直接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有關做法匪夷所思，有明顯違反新聞自由原則之嫌，惟《明報》在上月的報道中卻未有主動披露有關情節，更未有就梁振英先生此行為予以譴責；而《信報》之報道則是基於維護香港新聞自由為大前提；

第三，梁振英先生自宣布參選後至成為候任特首期間，曾經向傳媒機構就報道發律師信，作為特區政府領導人，在他個人的僭建事件曝光前，跟報道有關事件的傳媒的高層通電話對話，做法極不尋常，故實要釐清通話由何方作主動；

第四，《明報》在回應《信報》的報道時，曾多次使用誹謗性的字眼，《信報》已跟律師研究，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關於《信報》「獨眼香江」欄目處理及報道有關新聞之過程，《信報》現詳述如下：

本報「獨眼香江」團隊於上月21日，一如以往討論當天新聞題材後，決定就梁振英僭建事件撰稿兩篇。其中主稿針對梁振英僭建和涉嫌隱瞞公眾，提出「罪加七等」說法；至於副稿，則提出對《明報》為何出現「半年時差」之質疑，及後本報記者發現，《明報》當天刊出的副稿「邊說安排記者檢視 邊火速清拆」中，明確指出《明報》記者是在周三（即6月20日）才向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下稱「候特辦」）提問，但刊在同日《明報》報頭下方的候特辦官方回覆，卻披露候特辦是周二（6月19日）晚接獲《明報》之查詢。由於雙方說法出現明顯矛盾，卻因此令梁振英先生能獲足夠時間，在周三當天把涉事的玻璃屋清拆。事關重大，本報記者於是決定以此可疑之處為副稿主軸，後部分再述「半年時差」之質疑。

在當日（6月21日）傍晚時分，本報記者和一名消息人士取得聯絡，對話期間，獲對方明確指出，《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曾於周二向候特辦作出查詢，本報記者評估後認為消息來源可靠，於是向本報副總編輯袁耀清先生作彙報，袁先生遂指示本報記者致電候特辦核實事件並要求回覆。

候特辦於當日晚上約八時就事件作出回應，稱「候特辦周二接到《明報》的口頭查詢，周三才收到電郵查詢，結果在周三晚回覆」。初步證實候特辦確在周二（6月19日）當天，曾收到《明報》的口頭查詢。基於此舉必然會令仍未出街的報道外洩，同時成為梁振英先生能於翌日獲得足夠時間拆除僭建物的關鍵，然而本報記者仍認為，候特辦的官方回應尚有不盡之處，故直接致電候任行政長官新聞秘書葉潔英女士，要求作進一步查詢。

由於本報記者獲消息人士提供消息，指致電候任特首辦的是《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遂向葉女士查證，葉女士當時的回覆是：「係又點呢？咁又有咩問題？」同時再次向本報記者證實，候特辦在周二接到來自《明報》的口頭查詢，而在整個對答過程中，葉女士從沒否認是由劉進圖先生向候特辦作出此查詢的。

基於新聞專業要求，為平衡涉及報道人士的發言及表達權利，同時也屬報道查證的必要程序，記者在同日稍後遂致電《明報》編輯部，希望獲得劉進圖先生的回應，當時《明報》指劉進圖先生正在休假，改為轉駁記者至《明報》港聞部主管劉頌陽先生。劉頌陽先生表示，僭建新聞的回應必須由劉進圖先生作答，遂提供劉進圖先生的手提電話號碼予記者。

及後記者即致電劉進圖先生，但他的手提電話雖然接通，卻久久沒有人接聽，其後更被轉駁至留言信箱，記者整晚一直嘗試致電劉進圖先生，至截稿時（6月22日凌晨一時），記者先後12次致電劉進圖先生，並3次在他的留言信箱留言，直至其後留言信箱爆滿未能再留言為止，期間也3度向他發出手機短訊，惟一直未獲劉進圖先生回覆。

就此，《信報》必須就《明報》近日的指控作以下澄清：

第一，《信報》從沒有如《明報》聲明所述，指其總編輯曾主動聯絡梁辦人員。事實上，《信報》一直都明確指出，《明報》總編輯是聯絡候特辦。由於《明報》聲明中有明確把候特辦及梁辦作區分使用，而「梁辦人士」按「誓章」披露，原來為梁振英先生，故《明報》在聲明中的說法實屬混淆視聽；

第二，截至目前為止，梁振英先生、《明報》及《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在回應、聲明及報道中均在轉移視線，只提及雙方在6月19日當晚曾有對話，卻從沒回應，《明報》及《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是否有在6月19日致電候特辦作出查詢；

第三，梁振英先生主動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雙方對話中，梁振英先生是主動提及報道是否涉及他家中的玻璃棚。向計劃揭發自己僭建的傳媒主動透露自己家中的疑似僭建問題，此舉實有違常理，同時反映梁振英先生甚了解《明報》報道欲針對的問題，足以構成合理懷疑，他是在事前已接獲查詢，故才致電了解事件。此外，梁振英先生亦似乎了解家中有僭建物，跟他事後向公眾作出的說法明顯有別，更再次反映他的誠信問題；

第四，按劉進圖先生的「誓章」披露，他是相信跟梁振英先生的對話是「不作紀錄」，故才把梁振英先生稱為「梁辦人士」，但根據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守則，除非與被訪者曾先作協定，否則對話內容絕不應單方面由傳媒列為「不作紀錄」，而梁振英先生在跟劉進圖先生的對話中，雙方似乎未有定出有關協議，更何況事涉候任特首的誠信問題及干預新聞自由的指控，已具有絕對的凌駕性公眾需要，二人應把這段期間彼此之間的手機對話和面談內容，全面而詳盡的公開，以釋公眾疑慮；

第五，《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作為資深傳媒人，本該了解回應記者查詢提問是應有之舉。事實上，他本人在「誓章」中也披露自己即使在晚上11時32分接獲一個陌生來電，都會回電對方，惟《信報》記者前後12次致電，並3次在他的留言信箱留言，又3度向他發出手機短訊，卻一直都不獲回應，我們不明白劉進圖先生為何在回覆來電時有如此明顯分別。

第六，《信報》記者以專業要求及操守處理有關報道，關於「消息人士」的身份，除非獲當事人同意，否則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會披露。

《信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