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就記者向胡錦濤提問關於六四問題後被帶走的聲明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聲明」,30/06/2012)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就今日 (六月三十日) 有報章記者在採訪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活動期間,提問關於六四問題後被帶走查問, 表示極度憤慨及關注。

國家主席胡錦濤早上參觀啟德發展區期間,蘋果日報記者韓耀庭於採訪區內問及平反六四的問題, 其後被警員帶到後樓梯查問。大批記者隨後在現場要求有關的警署警長交代事件,擾攘近半小時,但警長未有解釋便離去。

事後韓耀庭指,警員查問約十五分鐘,並記錄記者證資料。他引述警員指,查問原因是他發問的聲量太大,影響秩序及違規。

本會認為記者發問問題是履行職責,因高聲發問而被帶走問話,以往從未發生。 而且現場除韓耀庭外,亦有其他記者大聲發問,本會不明白為何唯獨發問有關六四問題的記者被帶走 。

警方事後向傳媒解釋,查間韓耀庭,是要確認他是記者身份,並非其他公眾人士,以維持秩序。本會認為這解釋更缺說服力,因為參與今次採訪活動的記者,都需於數天前向警方登記,到場後再經核對記者證、搜身等程序確認,採訪期間更需掛上採訪證,因此警方對記者身份「忽然不知情」,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警方是次行為直接干擾記者正常工作,嚴重踐踏新聞自由,不能接受。本會憂慮,香港新聞自由正在「開倒車」,警方對傳媒的限制日益嚴重,令傳媒工作舉步為艱。

新聞自由是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若其受到衝擊, 《基本法》保障的其他人權及自由亦勢必受影響。我們認為警方必需尊重新聞自由,調查及檢討是次事件,並向公眾交代。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2012年6月30日

記者問胡總六四問題後警被查問 (「有線寬頻」,30/06/2012)

記者問胡總六四問題後警被查問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7011

有線寬頻 i-CABLE : 記者問六四被查警員稱大叫違規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7013

有線寬頻 i-CABLE : 記協稱警做法踐踏香港新聞自由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7017

有線寬頻 i-CABLE : 多方斥警查提問平反六四記者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7037

有線寬頻 i-CABLE : 黎稱會公平處理記者被帶走事件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7043

聲明:抗議警方踐踏記者採訪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30/06/2012)


有記者在採訪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港活動時高聲提問後被警員帶走查問,是香港從未發生的事,如此踐踏新聞自由,實在令人憤慨,香港記者協會表示抗議,要求警方停止這種大陸化的手法。

據本會了解,《蘋果日報》記者今(6月30日)天採訪胡錦濤主席參觀東九龍郵輪碼頭後段,高聲就六四事件提問後,被警方帶離現場十五分鐘,期間向記者表示,他高聲提問,擾亂秩序,是違規行為,但警方一直未能交代記者違反哪條規則。

採訪提問是記者天職,不應因聲音高低而受禁,本會反對警方在香港套用中國領導人外訪不許記者高聲提問的做法,因為這是違反自由原則的,亦與中國強調的開放方針相違背。

記協更憂慮的是,在場其他記者亦有高聲提問其他問題,都沒有受到查問,偏偏是有關六四事件的提問者遭到不合理的查問,令人質疑,警方是否為記者提問內容設限,踐踏記者的採訪自由!

保安局長李少光以至警方高層日前均曾表示,汲取去年副總理李克強訪港被指打壓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教訓,會在胡錦濤訪港期間會寬鬆態度處理市民的表達訴求和新聞採訪工作,言猶在耳,卻出現向提問敏感問題的記者查問一事,本會實在難以接受,更憂慮此惡例一開,對記者造成寒蟬效應,令採訪自由日漸收窄,為此,本會要求警務處長曾偉雄公開道歉,承諾日後不會有同類事情發生。

香港記者協會
2012年6月30日

最高保安規格 舉相機已遭阻嚇 狙擊手槍瞄《蘋果》記者 (《蘋果日報》,30/06/2012)

 警隊護送組人員,以「箭頭陣」開路,隨後的車隊排成品字型護送胡錦濤(箭嘴示)。
張軍攝
直升機上的飛虎隊人員發現記者後,立即低飛盤旋靠近視察,用強光照射山頭後一度舉槍戒備。
龍宇 畧攝


【本報訊】國家主席胡錦濤昨日第三次訪港,警方以最高保安規格迎接,陣容比起07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要防恐怖份子襲擊,就連示威請願也一併鐵腕扼殺。《蘋果》記者在大嶼山小蠔灣山頭拍攝胡錦濤車隊時,一嘗被飛虎隊狙擊手瞄準的感覺,然後遭強力黃光照射警告。
記者:周子惇 黃學潤 梁琬珊

肩負空中戒備的飛虎隊,昨晨分乘兩架直升機,在北大嶼山公路一帶盤旋,其間,兩架直升機先後發現站在東涌映灣園對開山頭的《蘋果》記者。其中一架可隨時升降的海豚直升機,三度飛近至記者頭頂上空。

五鐵馬「箭頭陣」開路

當胡錦濤車隊逐漸接近時,記者舉起相機拍攝,隨即引起海豚直升機上的飛虎隊員警覺,飛機緊急轉向,機艙門對準記者,頭戴冷帽的飛虎隊人員舉起槍瞄準,與此同時,另一架美洲豹直升機上的飛虎隊人員,先用望遠鏡掃視,然後發出超強黃光照射,強烈光線射向記者的臉及眼,直至記者避開後,才關掉強光迅速駛離。

據了解,警方今次空群出動「 G4」要員保護組對胡錦濤採取貼身保護,並調派飛虎隊執行海陸空封鎖戒備,今次參與「安保」的總警力為8,500人,其中6,000警員駐紮灣仔區。

昨晨約9時,大批警員已在機場閘口及富豪機場酒店嚴陣以待,先在路邊圍起鐵馬,每隔30米便有一名警員站崗,到場採訪的記者均須出示記者證。

12時20分許,胡錦濤離開機場,警方交通部護送組以五輛鐵馬「箭頭陣」開路,其後三輛滿載飛虎隊人員的私家車緊隨,之後, G4及飛虎隊人員,乘坐三輛防彈寶馬及一輛四驅車,以「品字型陣式」護送胡錦濤的座駕,其餘車輛包括載着中央警衞局的小巴、飛虎隊醫療車及隨從車輛,車隊超過一公里長,聲勢浩蕩。

胡錦濤乘坐的寶馬七系「超級防彈車」,是全球首款獲得 BRV2009防彈認證的汽車,價值過千萬元人民幣。其車身及玻璃窗可抵禦狙擊手的子彈、炸彈及兩枚手榴彈,即使全爆胎後仍可以時速80公里行走,其底盤下方設有自動滅火功能,若受毒氣侵襲會自動鎖上門窗及切斷外部空氣,並提供氧氣。司機可遙控啟動發動機,以防點火裝置被暗裝爆炸物。而 G4乘坐的寶馬5系,車身和車窗均具防彈功能。

天橋天台均有警駐守

至於空中佈防則由以海豚直升機和美洲豹包辦,小海豚靈活可隨時降落公路,方便進行保護及急救,而機上飛虎隊狙擊手所用的是 HKG36突擊步槍,屬多個國家軍隊及警察的常用裝備。海面則由水警小艇監視護航。

胡錦濤的車隊經過的每個路口均有佈防,天橋等高位亦有警員站崗,就連干諾道中天橋兩旁的大廈天台也有警員駐守。

 

有冇咁啱 《蘋果》記者斥破三警跟蹤 (《蘋果日報》,30/06/2012)

 《蘋果》記者的車子昨被交通警(箭嘴示)貼身跟蹤,其間逾兩小時都行到邊跟到邊。
記者(左)要求女交通警員解釋為何跟蹤,對方竟命記者讓路給她離開。王子俊攝


國家主席胡錦濤駕到,香港警方全面加強保安,甚至傳媒記者行蹤也被嚴密監視。本報記者昨被三名交通警員「貼身」跟蹤逾兩個小時,當記者上前查詢被跟蹤原因,警員卻狡辯「咁啱撞到啫」,其中一名女交通警更一度想落荒而逃。


本報記者上午到青馬大橋觀景台採訪社民連向胡錦濤的車隊抗議活動後,駕車前往九龍佐敦區,發現兩輛交通警電單車尾隨,隨後由柯士甸路駛往中港城、圓方商場、再駛回佐敦道文匯街,警員一直沿途跟蹤。

方寸大亂迴避問題

記者泊好車子到附近餐廳午膳,約一小時後往取車時發現兩輛電單車及一輛執勤車輛在等候,當警員見記者往取車即大為緊張,急忙登上電單車作準備;記者故意在附近兜圈,又由佐敦駛往油麻地,過程逾15分鐘,三名警員都如影隨形,記者刻意停車,對方又在後面停車。

記者落車要求其中一名女交通警解釋為何跟蹤,對方竟方寸大亂,不僅迴避問題更命令記者讓路給她離去。此時一名自稱西九龍交通部第一隊的姓梁警長竟辯稱在附近巡邏執行任務,但拒絕回應任務是否跟記者有關︰「咁啱撞到啫,條路咁大總有機會撞到。」隨後又指記者的車尾定風翼太大,「望多幾眼都好正常。」但始終否認跟蹤記者。

警方表示,西九龍總區交通部人員執行一項交通管制行動期間,發現一輛私家車在尖沙嘴及油麻地徘徊,因此引起人員懷疑,遂尾隨該輛私家車觀察,其間一名從該私家車下車的人士站在警車前方拒絕離開,警務人員確認其記者身份,並了解事件後離開。

記者 韓耀庭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採訪埃及民選總統誕生被剝光豬 女記者遭百漢揑胸摸私處 (《蘋果日報》,29/06/2012)

 穆爾西周日當選埃及總統後,大批支持者在解放廣場慶祝。
美聯社
 史密斯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訪問,講述受襲經歷。
史密斯在開羅解放廣場被大批男子剝光衣服性侵犯。
互聯網

再有西方女記者在埃及採訪時遭暴徒性侵犯。21歲英國女記者史密斯( Natasha Smith)周日到開羅解放廣場,採訪民眾慶祝伊斯蘭兄弟會的穆爾西( Mohammed Morsi)當選埃及首位民選總統情況,卻慘遭幾百名暴民剝光豬施暴、揑胸摸私處,「如被拋入獅子群中的鮮肉」。


史密斯是康沃爾郡一間大學的國際新聞系碩士生,正製作一齣有關女權的紀錄片,下月將替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紀錄片節目當資料搜集員。她周二在個人網誌詳述了當日遭暴徒施暴的情景。

「如被拋入獅群的鮮肉」

她當日在兩名男性朋友陪同下前往解放廣場,臨近廣場,她見人數越來越多,想掉頭走,但說時遲那時快,她已被人拉開,朋友卡勒姆企圖阻止但不成功。她相機被搶走、背包亦被扯走。

「數百男人拉我走,踢我,大叫大嚷。我被脫光衣服,幾百人已由人變成禽獸。他們拉開我四肢,將我拋來拋去;他們抓揑我乳房,強行將手指塞進我私處。我見到的,全是饑渴的面孔,而當我如同被拋入獅子群中的鮮肉時,更多人在旁嘲笑奚落。」

幾個男人嘗試保護她,帶她到一個帳篷,但帳篷不久被暴徒撞毀。她又被圍着性侵犯。「我全身赤裸被人在泥地上拖行。他們扯着我的金髮,那是外地人身份的標記。」

之後她獲指示躲進另一帳篷,她奮力手足並用爬進去。數名男子企圖組成人盾保護她、給她舊衣遮掩滿身傷痕的身體,但暴徒仍繼續撫摸她。她這時大聲祈禱說:「神呀,請你叫停它吧!神呀,請你叫停它吧!」她心想:「可能我將要這樣離開、這樣死吧。我希望可以快點死,在他們強姦我之前死掉。」

5至10分鐘後,有朋友帶她穿過人群前往一個醫療帳篷,她沿路繼續被侵犯。在帳篷內,她與卡勒姆重聚,多名回教女子急忙遮蓋她的裸體。她累極倒地,一度失去知覺。

醒來後,那些回教女子告訴她,有搞事者散播謠言指她是外國間諜,民眾才襲擊她,但這顯然是有人預先揑造的藉口。經商量後,她決定穿上罩袍,假扮一名陌生男子的妻子,赤着腳潛離廣場,然後跟卡勒姆乘的士離開。之後,她到了醫院,本想接受檢查,但被拒絕,於是返回住處。她於翌日報警後,才可接受身體檢查,然後被送到英國大使館,安排她返國。

英國《每日郵報》


西方女記者在埃及被性侵犯事件簿

02/2011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記者洛根( Lara Logan)在解放廣場採訪反政府示威時,遭200名男子毆打和性侵犯逾40分鐘

11/2011
美籍埃及裔記者埃爾塔哈維( Mona Eltahawy)在埃及內政部大樓內遭數名警察亂棍打斷雙手,還被胸襲兼撫摸下體,蹂躪12小時後才獲釋

11/2011
法國電視台 France3記者辛茲( Caroline Sinz)在解放廣場附近街道被一批青年和成年男子毆打、撕爛衣服撫摸身體,約45分鐘後獲救



這是約旦少女被強姦的案發地點扎爾卡。
法新社



約旦惡法 強姦犯娶受害人免遭起訴

被強姦已夠可憐,在約旦的強姦案受害人更可悲。當地一名14歲少女,遭19歲色魔綁架強姦三天,色魔其後被捕,竟同意迎娶受害人來逃避被起訴。這條法例讓色魔逍遙法外,助長強姦案,令越來越多人反對這條惡法。

少女今年4月在北部城市扎爾卡商場購物時,遭色魔強行擄至無人沙漠強姦,並將她禁錮在帳篷內連姦三天。直至警員例行巡邏時才將少女救出,並拘捕該色魔。

本來強姦15歲以下女童可被判死刑,但根據約旦刑法第308條(俗稱「強暴法」),色魔只要同意迎娶受害人,並在五年內不得離婚就可逍遙法外。結果色魔同意娶受害人,當局惟有撤銷控罪。事件引起當地婦女聯盟炮轟:「實施這條法例等同干犯另一罪行,一個14歲的少女,如此年幼,怎麼下嫁侵犯她的人?你可以想像嗎?」

被轟助長強姦

人權律師指出,曾有無業色魔願娶18歲受害人,但他已有老婆和育有六名子女,根本無法養妻活兒,太太只能做乞丐。「強暴法」只會製造更多問題,並助長強姦風氣,應該廢除惡法。不過也有人認為約旦風氣保守,擔心少女不嫁色魔,隨時會被家人以損害家聲之名處死。

法新社

《明報》聲明﹕《頭條》指控荒謬失實 (《明報》,29/06/2012)


【明報專訊】《頭條日報》6月28日發表一則題為「《壹週》指《明報》二月有圖則」的報道,指「最新一期《壹週刊》引述一名有份參與今次調查報道的『《明報》記者』自爆,他們早於去年高官僭建風波期間,已將梁振英列入調查名單之內,直至今年二月,即特首競選期間,該報已取得梁宅圖則,但一直不作報道,對外解釋是要等候實物比較。不過,《明報》早前踢爆唐英年九龍塘約道大宅僭建前,一直無獲得實物比較或入內查看的機會,該報卻主動租車在高空拍攝唐宅內裏情,隨即全版報道作出質疑。為何《明報》在調查梁大宅僭建一事上,不沿用此方法去早日蒐證?」

《明報》編輯部認為,上述報道觀點謬誤甚多,概念混亂,完全違背新聞機構應客觀報道事實的原則,本報逐一反駁如下﹕

(一)《明報》偵查組記者,從沒有就梁振英僭建報道接受《壹週刊》訪問;

(二)香港樓宇圖則是公開資料,任何人士均可在任何時間索取,但記者不能單憑樓宇圖則去判定是否有僭建物,何時取得圖則與何時找到僭建物,二者根本沒有關係;

(三)本報1月底得到曾參與建築唐宅地庫的消息人士報料,得悉地庫有兩個玻璃天窗,位於泳池底,但沒有圖片,所以租用車輛從高空拍攝泳池底部。調查梁宅僭建,突破來自6月中採訪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到訪梁宅,宅內拍到的照片顯示花園有僭建物,根本毋須出動車輛高空拍攝,兩則報道都是掌握確切線索後盡快完成,以不租車高空拍攝為由質疑梁宅僭建偵查刻意放慢,是完全缺乏常識的錯誤指控。

《明報》編輯部譴責《頭條日報》的報道嚴重失實,《明報》鄭重否認這無理指控。

強烈譴責 新聞處封殺《蘋果》記者提問 (《蘋果日報》,29/06/2012)

昨日的新班子記者會上,官員刻意不讓《蘋果》記者提問,本報記者林俊謙(持咪者)公開譴責新聞處。何家達攝


候任特首梁振英敵視傳媒有先例,昨在公佈新班子記者會上使出陰招,試圖封殺《蘋果日報》和個別傳媒提問,本報記者最後投訴力爭下始有機會提問。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質疑政府有意透過封殺個別傳媒提問,以懲罰具批判性及梁振英不喜歡的傳媒,批評做法影響新聞自由、相當不智。

挺唐傳媒亦被封嘴

梁班子成員昨在長達三小時的記者會上,共回答逾30條傳媒問題,其中五間傳媒機構獲提問三次或以上,另有五間傳媒獲兩次提問機會。

惟獨本報兩名記者由記者會開始之初舉手要求發問,至記者會結束前仍未獲提問機會;因此當聽到主持記者會的政府人員宣佈記者會即將結束、新班子只會回答最後一條問題時,本報記者即場高聲投訴,譴責政府安排不公、要求一視同仁對待傳媒後,政府才「被迫」准許本報發問。

除本報外,在特首選舉期間被視為挺唐的《星島日報》以及部份英文傳媒記者,會後亦對全程未獲發問機會表達不滿。

政府新聞處發言人接受查詢時堅稱無針對任何傳媒,辯稱記者會五個環節均由不同人主持,因此在點選傳媒發問時,或不清楚有甚麼傳媒未獲提問機會。

記協主席麥燕庭稱政府的解釋理由難以接受,「以往政府都會記低邊間傳媒已經問過,畀其他未問嘅傳媒提問,點會家突然間話做唔到?」批評有關安排影響新聞自由。記者林俊謙

《蘋果》記者不獲發問 質疑政府有心阻撓 (《明報》,29/06/2012)


【明報專訊】「首先,我想譴責你們的安排,我已舉了3個鐘手,是不是監察你們監察得較嚴厲的傳媒就無得提問?」記者會尾聲時,《蘋果日報》記者要求政府交代為何他在歷時3小時、共分5節的記者會上,舉了10多次手仍不獲提問機會,反而有些傳媒可發問3次。該記者質疑政府有心阻撓,未做到一視同仁。

在昨日的新班子簡介會上,傳媒機構大都派出多名記者到場,在答問環節踴躍舉手,爭取發問機會。多個傳媒包括nowTV、香港電台及《東方日報》等,均獲新聞官點名,發問了至少3次;《蘋果日報》及《星島日報》的記者多次舉手,均不獲點中;而本報記者亦等至第4及第5個環節,才爭取到共兩次發問機會,不少傳媒亦覺得新聞處安排不公。

政府:不同人主持 或不清楚誰未提問

政府發言人說,並無針對任何傳媒,因5節記者會均由不同人主持,可能因此點名傳媒發問時,不清楚有什麼傳媒未曾發問。

政府今次把簡介會分為5個部分,先安排全體主要官員及候任特首進場,接是3名司長、財金官員獨立見傳媒,最後由候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再分兩次陪同轄下局長進場。

歷時3小時的記招有很多悶場,林太先後出場4次都是傳媒焦點,負責處理政治爭議議題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被傳媒「冷待」。財政司長曾俊華心情大好,被記者問及曾「通波仔」的他健康如何時,指記者笑說只要跟他比試劍擊就知道。步入政治熱廚房的環境局長黃錦星則神態自若,進場時全程單手插袋。

向來小心謹慎的梁振英,在介紹新班子時,錯口說了只有5名問責新成員,遺留了律政司長袁國強及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新聞處其後兩度修改梁振英發言的新聞稿,才將7名新成員的名字完整寫出來。

明報記者

《紐時》推中文網強調不自我審查 (《明報》,29/06/2012)

本報發現《紐約時報》中國版文章以「舊聞」居多,頭條本身就是翻譯自今年1月的紐時英文報道(圖)。(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美國《紐約時報》昨日推出中文版網站,是繼《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後又一家國際級大報推出中文版網站,志在爭取中國國內愈益蓬勃的讀者群。不過,要打入中國市場並非易事,首要難關就是中國當局的嚴格媒體審查,《紐時》受訪時強調中文版不會與中國政府妥協,也不會自我審查,強調報道內容全皆由該報決定,盼不會出現內地審查的情。

每日出30篇新聞及評論

《紐時》周三宣布於昨日推出中文網(cn.nytimes.com),以爭取內地中產讀者,形容此舉的目標是「向中國愈來愈多受過教育、富裕和有環球視野的公民提供世界時事、商業和文化的高質素報道」。《紐時》表示,每日會在中文網張貼約30篇新聞及評論文章,三分之二是《紐時》新聞報道的譯文,其他是中國編輯和自由身記者所寫。網頁內容會由《紐時》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職員處理。

中國當局向來被詬病審查新聞內容,不少外國媒體中文網的敏感內容都會被屏蔽。《紐時》發言人強調,中文版報道內容全由《紐時》自己決定,不會受中國政府影響,否認會與內地當局就新聞內容協商。「公司留意到在中國發生的審查事件,但絕對不會成為內地官媒。公司在中國以外地方設立伺服器,網頁會遵從本報的新聞標準。」

由京滬港職員管理

《紐時》國際版的主編卡恩(Joseph Kahn)則指出:「我們不會按內地政府的要求度身訂做新聞,因此我們不會像一家內地傳媒般營運。中國政府設置強大的網絡防火牆,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只能希望和期待中國官員會歡迎我們所做的事。」

不過,向來關注內地人權的台灣專欄作家張鐵志在fb上質疑:「中文網的編輯部是在北京,所以會很以中國新聞為中心,也會有尺度限制。」

中文網暫時免費瀏覽,《紐時》廣告總監沃倫(Darren F. Warren)稱暫時希望藉此吸納讀者,待有穩固的讀者群後,才考慮仿照英文網設置「收費牆」。她表示中文網會暫時會以廣告收入支撐,期待未來幾個月能招攬更多廣告商。

■中文版《紐時》網址:http://cn.nytimes.com

紐約時報/法新社

《紐約時報》開中文網 (《蘋果日報》,29/06/2012)



美國《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昨(周四)推出中文網站(圖),希望「將《紐時》新聞引進中國」。面對中國的新聞審查,該報強調沒有就內容跟北京有協訂,並預了讀者偶爾可能「無法看到某些特定文章」。該網站運作首日已遇阻滯,至少兩個《紐時》中文網官方微博網頁無法開啟。


《紐時》發聲明說,期望為中國中產讀者提供「有關世界事務、商業和文化的高質素報道」,中文網初期每日刊登約30篇報道,約2/3繙譯自該報的得獎報道,其餘1/3則是刊登中國特約記者的報道。他們強調,新聞內容完全由《紐時》決定,伺服器也設在海外。

雖然面對中國的新聞封鎖,《紐時》發言人表明絕不因此為北京度身訂做新聞,坦言讀者可能偶爾無法開啟網站連結。

推出首日,《紐時》中文網四個微博網頁已吸引逾萬人關注,但未幾在搜狐和網易的微博網頁突無法開啟,截至晚上只有在新浪和騰訊的微博維持服務;網站亦有「強大的流量」,但《紐時》暫時拒絕評估流量來自讀者還是「有心人」。

美聯社/法新社

價格今昔 中文報章12年來無加價 (《蘋果日報》,29/06/2012)



學者、傳媒工作者、網民、甚至賣紙皮的婆婆都說過了,報紙已死!97年之前,已有多份報章先後消失,回歸後不夠一個月,《新晚報》便因完成歷史任務宣佈停刊,《快報》隨之在翌年停刊。曾經是最高銷量報紙之一的《天天日報》,亦捱不過千禧年停刊。


15年來,中文報章只加過一次價。2000年10月18日,中文報章結束減價戰,加價1元,6元的售價一直維持至今。

互聯網興起,對全球的傳統媒體帶來衝擊,所有人都可以非常方便地從網上獲得大量資訊,而且全部免費,年輕一代差不多不再讀報。報章流失大批讀者,紛紛設法革新以求生存;本港第一份免費派發的報章在2002年應運而生,發展至今,市面上已有五份中文免費報章,每天總發行量合共超過300萬份。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壹週》指《明報》二月有圖則 (《頭條日報 》,28/06/2012)


梁振英僭建醜聞,上周四由《明報》引爆,卻引起外界質疑處理手法,有指該報為何在特首競選期間,率先揭露唐英年建地下宮,卻等到競選有結果後,才去揭露梁大宅亦有僭建?最新一期《壹週刊》昨天引述一名有份參與今次調查報道的《明報》記者自爆,他們早於去年高官僭建風波期間,已將梁振英列入調查名單之內,直至今年二月,即特首競選期間,該報已取得梁宅圖則,但一直不作報道,對外解釋是要等候實物比較。

不過,《明報》早前踢爆唐英年九龍塘約道大宅僭建前,一直無獲得實物比較或入內查看的機會,該報卻主動租車在高空拍攝唐宅內裏情況,隨即全版報道作出質疑。為何《明報》在調查梁大宅僭建一事上,不沿用此方法去早日蒐證?本報昨天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秘書指他至昨天傍晚仍未回報館,至本報截稿前,仍未有劉的回應。

《明報》報道梁家大宅的時間性和手法備受爭議,該報以特稿形式,甚至在社評自辯,稱他們去年五月已注意到梁振英的僭建問題,但一直無進展,直至今年六月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拜訪梁宅,梁邀請《明報》入內拍攝,才發現疑似僭建的玻璃棚,故近日才動手。

日前,《信報》指《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在梁宅僭建報道刊登前,曾「溫馨提示」梁振英,讓梁提早在報道「出街」前即清拆僭建玻璃棚,《明報》即向《信報》發律師信,指對方涉誹謗。

我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陽光時務》,28/06/2012)



文/ Paul Mooney
譯/ 月近人

4月22日,《南華早報》的新任總編輯王向偉通知我,《南華早報》與我的工作合約在今年5月21日期滿後將不再續約。說實話,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氣炎熱,王與我在香港一間酒店的餐廳裏談話。他開口時眼睛望著桌子,看起來根本不想與我有眼神接觸。隨便聊了幾分鐘後,我單刀直入地問他我的合約問題。

他有些坐立難安,說,因為財務上的問題,他沒法給我續約了。

在我看來,這明明白白是個包含政治考量的決定。在過去的七個月裏,他幾乎不讓我給《南華早報》寫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文章。在這段時間裏,我只有兩篇刊載在《南華早報》中國版塊上的報道,一篇是關於熊貓的,另一篇是關於愛滋病感染受害者賠償的。我給報社的中國新聞編輯組發了二、三十封提出選題建議的郵件,沒得到任何回覆——其中有個選題倒是通過了,但版面編輯告訴我,王把它否了。我給王發了六、七封郵件,表明我想為《南華早報》多寫些文章,他也從不回覆。

這當然跟錢沒關係。我一離職,王就招聘了好幾個年輕的新人記者,其中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就算真有財務問題,為什麼是我被解聘?顯而易見,報社裏好多人沒有我資深。我跟《南華早報》簽了兩年的約,第一次給《南早》寫文章還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為《南早》贏得了10個新聞類獎項,比報社其他任何記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給《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計較每個字能拿多少稿費。他聞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請求報社至少讓我保留《南早》的記者資格證,這樣我還能繼續給報社貢獻各類文章。他聽了咕噥著說他要考慮一下。我後來發了好幾封郵件向他求肯,他還是不肯點頭同意。其實在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報社一分錢。

去年,當我得知王向偉晉升為總編輯時,我非常驚訝。不說別的,不管外界說他是個多麼資深的記者,他其實都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遠遠比他的很多員工要少。王在《中國日報》工作過,拿過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去過倫敦參加一個相關的訓練項目,在那時短暫地給BBC工作過。據我所知,他從來就沒「跑過口」——就是我們美國記者說的花多年時間踏遍大江南北做採訪。

在很多事件裏,王已經顯露出他新聞判斷的不準確,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個「審查新聞」的名聲——也許《南華早報》的大老闆、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和他輪流經營此報的兒女就是看上了他這點。

隨便跟《南華早報》中國報道組的任何一個人聊聊,他都會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他的報道,或者怎麼要求他寫中國喜歡看到的無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國,坐火車去看望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帶著年幼的兒女溜出了被中國國保人員嚴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國,最終到達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廳裏採訪耿女士,訪談持續了三個小時。她告訴了我很多她和兒女在東南亞雨林中連夜逃亡的細節,其中許多事實從未被報道過。說到國保人員如何折磨她丈夫的時候她哭了,但當她歷數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師的身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她又微笑起來。講到她帶著孩子在美國所遇到的困難時,她還是忍不住流淚。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殘酷折磨和長期「被失蹤」,她的兩個孩子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衝擊。

一位編輯表示對這篇報道頗感興趣。但一天還沒過他就告訴我,說王向偉(編者注:時任南華早報主管中國報道的副總編輯)駁回了這篇文章。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在高短暫脫離「被失蹤」狀態期間,我是第二個見到他的外國記者。當時,總編輯Reg Chua和副總編David Lague為了這個選題跟王激烈地爭論了一番——王對這個故事表現冷淡。總編和副總編希望這篇報道能上頭版,王卻認為它該被夾在內頁裏。他們最後相互妥協了:在被輕微刪改之後,這篇報道被放入了內頁。高智晟顯然是王不希望報道的對象之一。

自去年中國政府出手迫害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開始,許多人都被套上黑頭套、塞進車裏然後被押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親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嚇和由此帶來的痛楚,我覺得這標識了一種新的使人恐懼的社會趨勢,於是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建議做一篇專門的報道。當時副總編David Lague在度假。這個想法立刻被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駁回了,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我寫了便條,解釋說這次是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覆的。

David Lague幾周後回來了。我馬上把報道提交給他,他迅速回覆說:去做啊!於是我完成了整篇報道。但是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後來我發現這是王想讓一篇報道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我寫郵件向David Lague詢問,他無奈辯解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個月後發表了。我憑藉這篇中國新聞編輯組想斃掉的稿子拿了兩個獎。

在前總編輯和前副總編還在報社任職的時候,這兩位資深記者總是為了新聞跟王向偉先生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報社老闆郭鶴年的女兒爭執。而老闆總是站在王的那邊。有內部人士說,郭一直以來「寵愛」王,因為相信他在大陸有影響力。

我不是第一個被踢出報社的外國記者。在我之前,一長串經驗豐富的外國記者被王不予續聘。他就用這個辦法來扮無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續約而已。現在已經沒有外國記者在《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版供職了——很長時間不曾有這樣的狀況了。

駐廣州站的記者,馬來西亞人Leu Siew Ying就是個其中的絕佳一例。2006年,她因報道年前的太石村罷免事件得過欧盟委员会的洛伦佐纳塔利大奖。2007年她與王先生就是否繼續跟蹤報道太石村事件發生激烈爭執,又受到來自廣州政府的壓力,最終離開了報社。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後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

不過,不僅僅是外國記者受到了打擊。跟隨便哪個負責中國方面新聞的優秀的中國或者香港記者聊聊,要他們還願意說,他們都會悄悄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優秀的新聞稿件,卻告訴他們多寫些「正面」報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獲刊載的披露李旺陽之死的報道,最終把王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

當一位編輯詢問《南華早報》對此事的報道篇幅相對於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直接讓他閉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任何事情。我做了這個決定而且我堅持。如果你不喜歡,你知道該怎麼做。」

當這條新聞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王的記者們聯名簽署了一封質詢信求一個說法。焦慮的王回應道,他之所以在事件發生後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報道此事,是因為他覺得《南華早報》還沒有充足的事實來支撐一篇大的報道。

但王沒有說出來的是,本來報社是準備了一篇更長、更充實的稿件來報道李旺陽之死的,但王卻臨時抽掉了稿件,把它換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來的版面上,放上關於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與大學生交流的報道——這是兩天前已報導過的「舊聞」了。

幾乎沒人注意到,自我審查並不是報社唯一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心的,是《南華早報》在王的領導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關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中,副總編輯譚衛兒像個高中女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廢話,只問了這位從來沒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出現過的人物一個嚴肅的問題。李世默(編者注:上海風險投資家)是中國政府著名的辯護人之一,他在《南早》寫定期的專欄。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輕不重地批評了香港市民,指責他們不讓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還對這樣的人民是否有資格進行民主投票表示懷疑。上週,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強世功(編者注:強世功曾在中聯辦研究部掛職5年,著有《中國香港》一書,並引發香港作家陳冠中撰長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評論,稱「香港人服從北京的領導」。

在王自己發表的每週社論裏,他預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擺脫麻煩,並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現在還很安穩,而且他也顯然扛住了黨內各路對手給他帶來的壓力。」王在薄熙來栽了大跟頭之前,這樣寫道。

還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拉薩的藏人是如何歡慶藏曆新年的,還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話。同時,其他媒體卻頻頻報道藏人自焚的種種慘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來《中國時報》刊載的那些東西差不多。

雖然《南華早報》依然持續刊載優秀的中國新聞報道,但這份報紙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狀態了,甚至回不到這三年來不斷進步的勁頭上了。

在王的管理下,這份報紙已經失去了香港乃至於國際讀者的信任。它現在幾乎淪落為中國本地媒體中的一個笑話了。

可悲的是,《南華早報》這份歷史超過百年的老牌報紙,可能等不到轉捩點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氣,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報社內的保守主義卻日益興盛。有競爭力的記者不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報社。而《南華早報》也將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報刊的整體前景堪憂,這真是可悲。

英文原文:

Self-censorship in SCMP
Paul Mooney

On April 22, Wang Xiangwei, the new editor-in-chief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nformed me that my contract with th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renewed when it expired on May 21. I can’t say I was surprised.

Sitting in a hotel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on a hot April day, Wang stared down at the table as the conversation began, seemingly unwilling to make eye contact.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hit chat, I asked him directly about my contract. He fidgeted an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new it due to budget problems.

To me it was clear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For seven months, he had basically blocked me from writing any China stories for the newspaper. During that period, I only had two stories in the China pages of the newspaper–one on panda bears and one on compensation for AIDS victims. Some two dozen other story suggestions went unanswered by the China Desk–in one case a story was approved, but the editor told me Wang had overruled him. A half-dozen emails to Wang pleading to write more for the newspaper went unanswered.

It certainly was not about money. Following my departure, Wang hired a spate of new young reporters, many apparently from the mainland. And if there were budget problems, why was I chosen to be let go? Obviously, there were newer people at the newspaper than myself. I had been on contract for two years, and wrote my first article for the newspaper in 1990, some 22 years ago. And I’d won 10 awards for my reporting for the newspaper, more than any other staff reporter.

When I offered to freelance and said I didn’t care about the word rate, he hemmed and hawed. When I asked if the newspaper could at least allow me to keep my journalist accreditation with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 I coul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the newspaper, he muttered something about having to think about it. Despite several emails asking about this, he never agreed to do this. And there was no cost in sponsoring me.

When the news came last year that Wang had been appointed the editor-in-chief, I was quite surprised. For one, despite talk of him being a veteran journalist, he had little actual practical experience doing real journalism–far less than a lot of his staff. Wang had worked for the China Daily, done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had gone off to London on a training program, where he worked briefly for the BBC. As far as I know, he never “pounded the sidewalks,” as we American journalists say of a reporter who has spent years roaming around doing interviews.

He’d shown weakness in news judgement on many occasions, but more important, he’d long had a reputation as being a censor of the news, which may be what endeared him to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tycoon who owns the newspaper, and his son and daughter, who took turns running thenewspaper.
Talk to anyone on the China reporting team at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y’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how Wang has cut their stories, or asked them to do an uninteresting story that was favorable to China.

Last November, I traveled to the US on holiday and decided to take a train to meet Geng He, the wife of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who had snuck past Chinese security guarding their Bejing home with a young son and daughter, making it all the way to Thailand and eventually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US.

During a three-hour interview in a highway Burger King, Ms. Geng gave me unreported details about the harrowing escape through Southeast Asian jungles, much of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cried as she talked about her husband’s treatment by brutal security people, and she smiled when she recalled her husband’s dedication as a lawyer. Tears fell as she described the difficulties the family was facing in the US. Both children had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treatment of their father here in China, which included serious torture and forced disappearances for lengthy periods.

An editor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story, but got back to me later in the day to tell me that Wang had spiked it. No reason was given.

When I was the second foreign reporter to see Gao during his brief respite from being disappeared, Editor-in-chief Reg Chua and Deputy Editor David Lague had a bitter argument with Wang, who was not keen to run the story. They wanted it on the front page, but Wang wanted it buried inside. They compromised by putting the story inside and cutting it slightly. Gao Zhisheng was obviously on Wang’s list of people not to be reported about.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its nasty crackdown against rights lawyers and other dissidents last year, that saw people have black hoods thrown over their heads before being stuffed into a car, and then being taken to hidden location, where most endured horrible torture. I saw an unprecedented pattern of intimidation and pain that clearly marked a new and frightening trend and so I suggested a story to the China Desk (David Lague, the deputy editor, was on holiday at the time). The story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a China Desk editor, who said the newspaper had reported on tortured lawyers already. I wrote a short note saying this was a new and different trend, but I knew it would go
unanswered.

When David Lague returned weeks later, I submitted the story to him and he immediately said to go ahead. I finished the story, but it sat on China Desk for about three months, a practice I later learned was not uncommon when Wang wanted to let a story shrink in importance. When I wrote to David Lague, he pleaded he no longer had the authority he used to have. 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 ran three months later, and I went on to win two awards for the story the China Desk tried to kill.

During their time at the newspaper, the two veteran journalists frequently battled fiercely with Mr. Wang over stories, with the daughter of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owner of the newspaper, frequently siding with Wang. Insiders say the Kuoks long coddled Wang, believing he had influence in China.

Nor was I the only foreign reporter to be pushed out of the newspaper–I follow a long line of foreigners–each with long experience–who saw their contracts allowed to run out by Wang–this way he could plead innocence: You’ve not been fired, your contract ran out. There are now no foreign reporters working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China–a first in a long while.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case of former Guangzhou correspondent Leu Siew Ying, a native of Malaysia, who w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Lorenzo Natali Grand Prize in 2006 for her reporting on protests in the village of Taishi the previous year. She left the paper in 2007 after disputes with Mr. Wang about following up on Taishi and pressure from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During Wang’s time with the newspaper, several foreign editors were offered the job of editor-in-chief, but most left after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with the former China Daily reporter and member of the Jinlin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Kuoks always made it clear where their loyalties lay.

But this is not just a case of foreign reporters being harassed. Talk to just about any on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or Hong Kong reporters writing about China for the newspaper, and, if they’re willing to talk, they’ll quietly tell about Wang spiking perfectly good stories or of being told to write more “positive” articles.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story that finally exposed Wang was one about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June 4 activist Li Wangyang, which barely got coverage in the newspaper.

After a sub on the desk questioned this gap in the newspaper’s reporting, about a story that other Hong Kong media had jumped on eagerly, Wang curtly told the sub off.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nything.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stand b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When the new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his own reporters signed a letter asking for an explanation, a worried Wang responded with a statement to staff that he decided to run the story as a brief on the first day because he felt the newspaper didn’t have enough hard facts for a full story.
But what Wang failed to say was that the newspaper had in fact run a much longer story on Li’s death in its first edition and that Wang had chosen to yank it, shave it down to a brief for the next edition, and replace it with an article about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Lee Teng-hui and a conversation he had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a story that had already run two days earlier. What few have noticed, is that self-censorship is not the only problem. Possibly more worrying is the newspaper’s new-found proclivity under Wang to publish dubious stories that reflect Beijing’s views.

Earlier this year, deputy editor Tammy Tam gushed like a high school girl in a story about the Chinese Panchen Lama, asking only one serious question of a person who has never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 before. Eric X. Li, a well-known apologist for China, has been writing regular columns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one recent article he slapped Hong Kong citizens on the wrist for not welcoming mainland women to have their babies in the territory, and then wondering aloud if a people like this deserved the right to vote. Last week came a story by Professor Jiang Shigong, deputy director of Peking University’s Centre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ies, that claimed “Hongkongers accept Beijing’s rule.”

In his own weekly commentary, Wang had egg on his face after predicting that disgraced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had escaped any serious trouble. “Firstly, Bo’s political career looks safe for now and he has apparently managed to push back the pressure from his opponents within the party,” Wang wrote just before Bo fell hard.

Another article described Tibetans in Lhasa happily celebrating the Tibetan New Year, with quotes coming from one unidentified “middle-aged Tibetan man.” Meanwhile, more objective reports were reporting a dire situ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 The article read like a China Daily story.
While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ntinues to publish good critical reportage on China, the newspaper no longer has the status it had in the late 1990s, or more recently under three years direction under Mr. Chua and Lague, when the newspaper made great advances.

Under Wang’s stewardship, the newspaper has lost credibility with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readers and is now often the butt of jokes in the local Chinese media there. Sadl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may be beyond the point of return. With credibility and morale at the newspaper sagging, and controversies on the rise, competent journalists will now be reluctant to join the newspaper, and it can only sink deeper into mediocrity. The prospects for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is not good and this is sad.

敘電視台遇襲 3記者亡 (《明報》,28/06/2012)


【明報專訊】敘利亞武裝衝突加劇,一批槍手昨突襲首都大馬士革以南一親政府電視台的總部,殺死至少3名記者及4警衛,擄走一批人員,並在錄影廠引爆炸彈摧器材。敘利亞有電視台臨時抽起原定節目,直播現場火光熊熊情。遇襲電視台其後恢復廣播,展示有建築物被夷為平地,部分地方留有彈痕,血斑駁。

敘國政府形容事件是恐怖襲擊,是「針對傳媒的最嚴重屠殺」。總統巴沙爾在事發前形容,敘利亞正處於戰爭,他會動用一切政治手段贏得戰爭。聯合國特使安南已邀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歐盟、土耳其等,周六在日內瓦召開部長會議,尋求化解敘利亞衝突。聯合國專家組發表上月敘利亞胡拉鎮逾百平民屠殺慘案的初步報告,指親政府民兵嫌疑最大。

(綜合報道)

記者要企硬 (《壹週刊》,28/06/2012)


潘福炎六十二歲,亞視六君子之首,現退休

回歸十五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多次備受考驗,有老闆干預新聞部操作,也有記者自我放棄編採獨立。新聞界多次傳出自我審查和淡化敏感題材篇幅的事件。如今,新聞自由在步步退縮,「溫水煮蛙」式地被收窄。每當新聞自由受嚴峻考驗,記者風骨就是唯一的籌碼。香港新聞史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要數一九九四年「亞視六君子事件」。當年亞洲電視購入西班牙電視台一套關於六四的紀錄片,被管理層禁播,六名亞視新聞記者(包括:潘福炎、徐佩瑩、 李玉蓮、劉國華、呂雲生、盧永雄)憤而辭職。六君子之首的潘福炎已是老行尊,翻過中英談判、六四事件、移民潮的重要歷史篇章。當年他腰骨筆挺,禁播事件發生了,說辭職就辭職。十八年後的今天,潘福炎六十二歲並已退休。但提到近年新聞操守的褪色,潘福炎仍老馬有火。十八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似乎不復當年勇。假如禁播六四紀錄片的事發生在今天,又有幾多前線記者敢於走出來反抗?

新聞自由褪色

香港記者協會週日公布的調查,百分之八十七的受訪新聞從業員認為,曾蔭權治下的新聞自由有所倒退,比○七年多出二十八個百分點,皆因政府收緊資訊發放、警方阻礙傳媒採訪。回歸前「記者快過警察」第一時間趕赴案件現場,但現在突發新聞買少見少,九成以上的突發訊息已被警方封鎖。

今年七一前夕,《南華早報》簡單處理李旺陽「被自殺」新聞。與梁振英關係友好的《明報》先後揭發唐英年、梁振英僭建醜聞,但報紙的公信力備受質疑。梁振英善於利用傳媒,他上任後會否進一步收拾媒體引起關注。潘福炎也擔心:「我怕他性格太『大作為』,驚佢好強政勵治,作風太主觀太剛愎自用。」他希望梁振英對待新聞機構最好的做法是:「你不懂得就別去觸碰它。」但潘福炎卻對香港人有信心,認為港人對言論自由和法治等核心價值的捍衞意識,比九七前強烈得多,不會坐以待斃。潘舉例,李旺陽事件後,幾萬港人上街聲討,令他深受感動:「香港人好犀利,看到不公義的事,雖然唔識李旺陽,都走出來。」

神化領導人

回歸十五年,潘福炎最看不過眼就是領導人新聞氾濫:「溫家寶出訪,無論去到哪裡,電視台天腳底都要跟去,長達三分鐘的頭條,影吓領導人跑步,言之無物,變相是傳媒自我矮化。」他說,新聞篇幅的考慮,不應因為是國家領導人就做大。「傳媒下意識覺得領導人好重要,像皇帝一樣,是一種潛意識的封建主義在發酵。」對於李克強去年八月訪港,警員用手擋着攝影記者鏡頭釀衝突,事後警務處長曾偉雄竟說出「黑影論」,潘更是啼笑皆非。他指,稍有電視新聞常識的人都知道,攝影記者要拍攝示威者被抬走,必須站遠一點才能拍到全景,要做到警察的手卡在攝錄機上,肯定不是記者走近警察,而是警員主動走向記者。他說,警方把採訪區設到老遠,把反對聲音隔絕,是一種倒退:「心態是國家領導人不容許有任何冒犯,覺得領導人來好大陣仗。」

去年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兩名資深新聞部高層態度曖昧,有人說是老闆插手影響新聞部,亦有說記者堅持力度不足。潘老不願意直接批評,卻說:「有啲新聞原則要堅守囉,如果我自己唔相信這一則新聞,我會說over my dead body!(寧死不從)」他說,新聞底線是要堅持的,勸勉記者要保持警覺,遇到有干預新聞底線的事,不應習以為常,否則如同溫水煮蛙。潘福炎回憶殖民時代,港督親民得多。他說,一次前港督衞奕信探訪亞視新聞部,大家像沒事發生一樣,如常工作:「沒什麼特別,不會找人列隊歡迎,不會弄什麼橫額,他像普通人一樣,和我們閒聊幾句。」他說,英國民主社會官員作風簡樸,不像中國官要耍官威:「中國式是芝麻綠豆官員來,也要有排場去歡迎,曾偉雄就是把大陸那套搬來香港,香港最驚係中國化。」他警告,今次七一領導人再訪港,將會是一場考驗,奉勸警方要對傳媒鬆手一點。

不要口號式報導

對於近年傳媒操守,潘福炎說自己是老派記者,重視採訪要抽離客觀,態度持平,難以接受近年報章取態,未採訪先定性,把社會議題簡化成非黑即白:「有時把被訪者一棍打死是太武斷太片面,或者把新聞變成口號式propaganda (宣傳),直接介入事情發展,或強化官民衝突,這些處理,我們那一輩記者是過不了自己的關。」六四事件發生時,潘福炎的亞視新聞部下屬,留守在廣場裡的公廁直到最後一刻,打動全港市民。對於國家發展,潘老亦深有感受。他說,回歸之後,見到神九升空北京奧運,自己沒有興奮:「中國GDP上升、建的大廈高一點,不過是物質增長。有朝一日,如果劉曉波可以像昂山素姬一樣去奧斯陸領和平獎,才是會令萬人感動的事。一個國家是否真正的『大國』,乃看它是否尊重人的價值。」

2012年6月27日 星期三

《南早》獲獎記者不獲續約 (《明報》,27/06/2012)


【明報專訊】有23年內地採訪經驗、屢獲人權新聞獎的《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Paul Mooney(慕亦仁),上月不獲續約,南早解釋為節省經費。他昨向本報表示,大半年來建議逾20項採訪,多涉內地維權議題,僅兩篇獲刊登。他認為出於政治因素被炒,矛頭直指年初上任總編輯的吉林省政協王向偉。

認為因政治因素被炒

本報昨多番致電王向偉,未獲回覆,而《亞洲華爾街日報》昨亦報道慕不獲續約一事。與南早合作17年的慕,兩年前成為合約僱員。今年4月他由北京回港領取人權新聞獎,獲王通知合約5月21日到期後,將不獲續約。慕的內地採訪證今年9月到期,他曾建議以自由撰稿形式與南早合作,但一直不獲回覆。

慕憶述,自從王升任副總編輯,他寫的內地新聞報道曾受阻撓,例如去年王還是副總編輯,慕一篇有關內地維權人士被打壓的報道〈異見人士的沉默〉拖了3個月才見報。該篇報道在今年4月獲頒香港人權新聞獎的特寫大獎。

慕指出,以往提供稿件平均約每周一篇見報,但去年9月起至今,該報只採用慕的兩篇作品,一是成都大熊貓學習野外生活,另一是國際組織呼籲中國政府向賣血染愛滋病人賠償。慕認為,兩篇報道是這段期間他曾向報館建議逾20項的採訪項目中題材最溫和的。胎死腹中的題材包括在囚維權律師高智晟身在美國的妻子專訪,交稿後終未見報。慕認為,南早有嚴重自我審查。慕亦仁現時正與美國《新聞周刊》洽談合作。

南華早報自我審查 前記者暴料 (「BBC」,27/06/2012)


曾經與香港《南華早報》合作多年的記者慕亦仁說,他覺得自己是因為報道題材敏感所以未獲續約。


英文名字為Paul Mooney的慕亦仁向BBC中文網表示,他把原因歸於年初擔任該報總編的王向偉。

他說,從去年9月到收到不續約通知為止,他總共發稿20多篇,但是只被採用了有關成都大熊貓的故事,如採訪人在紐約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中國維權律師受到壓力的報道,不是被拒絕刊登或者就是縮減內容之後挪到內頁。

慕亦仁也表示,過去曾經有數名外籍編輯在新聞取材上時常與王向偉發生爭執,他自己多次提出採訪或者報道計劃也未獲同意。

《南華早報》告訴慕亦仁,由於預算減少的原因,無法繼續維持與他的合作關係,但在專訪中,人在北京的慕亦仁向BBC中文網表示,他不能接受因為預算問題而不繼續他合約的說法,因為在他未獲續約之後,《南華早報》在北京找了數名新的記者。

慕亦仁的採訪記者證將在今年9月到期,如果未能在到期前找到外國媒體的工作,已經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慕亦仁一家就必須離開中國。

先前擔任《南華早報》中國部主任、同時也是吉林省政協委員的王向偉,被認為是立場較為保守。並被指為是該報的「新聞審查官」。

雖然如此,但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中國政府試圖影響《南華早報》的新聞方針,而慕亦仁也表示壓力有可能是來自該報的東主。

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明報》聲明﹕僭建報道全按新聞專業要求 (《明報》,26/06/2012)


【明報專訊】《明報》編輯部上周五發出聲明,在新聞專業操守許可的範圍內,交代了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宅僭建的獨家報道的採訪背景,澄清了總編輯從未主動聯絡梁辦人員,駁斥了「總編輯曾溫馨提示梁辦」這種無中生有的指控。

編輯部注意到,梁振英先生今天(昨天)下午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同意《明報》的聲明內容。因應傳媒的查詢,編輯部特此聲明,這宗偵查報道從採訪到完成發表,整個過程均沒有受到干預,完全按照新聞專業要求進行。

明報編輯部



梁被質疑干預新聞自由
查詢「未出街」報道

【明報專訊】就資深傳媒人李慧玲指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周二親自致電《明報》,查詢《明報》是否將報道其住宅有僭建物,梁昨午被傳媒連番追問下無直接回應,但確認《明報》上周聲明內容,即其辦公室主動致電《明報》。李慧玲批評梁振英以候任特首身分親自致電明報總編輯,有干預新聞自由之嫌。《明報》發表聲明稱,偵查梁宅僭建的「整個過程沒有受到干預」(見聲明全文)。

確認梁辦主動致電明報

李慧玲昨晚於商台《左右大局》稱,政府高官查詢傳媒「未出街」的報道,是聞所未聞,亦是干預新聞自由;以梁現時的權力及身分,更應留意言行。記協主席麥燕庭亦促請梁振英、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雙方交代。

記協促雙方交代

聽眾葉太要求梁公開交代有否干預新聞自由,又指梁近日的醜聞,促使她七一上街。另一聽眾陳小姐亦斥梁不應致電《明報》,作為候任特首要避嫌,梁指自己不知僭建的說法,「簡直是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李慧玲又透露,據她了解,《明報》在是次偵查報道取得突破進展,源於本月15日梁振英山頂豪宅設宴,宴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等人,當日有記者在場拍攝採訪,其後負責調查梁宅僭建的記者發現相片中「有古怪」,之後再查圖則便知梁宅有僭建。

梁被指親致電《明報》老總 (《蘋果日報》,26/06/2012)

劉進圖


【本報訊】最早報道梁振英僭建的《明報》,日前被《信報》質疑事先向梁振英作「溫馨提示」,以致《明報》記者正式向梁振英提問前,梁振英已把僭建玻璃屋毀屍滅迹。《明報》前新聞總監李慧玲昨在電台節目稱,當日是梁振英主動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查詢,但為何梁振英得知有關報道將刊出,仍有待查證。

消息轉自前新聞總監

《明報》上周五發聲明,反駁《信報》的報道是無中生有,指是「梁辦人士主動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查詢明報記者是否在進行涉嫌僭建的報道」,又指劉進圖當時詢問對方有否僭建,以及要求讓記者到場視察,但梁振英翌日已把僭建拆走。

李慧玲昨在其商業電台的節目引述消息指,梁辦人士就是梁振英。梁振英昨在公開場合被問到曾否致電劉進圖、如何得知明報偵查其大宅僭建、有否干預新聞自由等時,一概拒絕回應,只表示是傳媒致電給他,以及同意《明報》上周聲明的內容。《明報》昨再發表聲明,重申劉進圖沒主動聯絡梁辦,強調僭建報道並無受到干預,但沒有正面回應致電劉的梁辦人士是否就是梁振英。

強迫墮胎夫婦被罵賣國賊 接受德媒訪問 宣揚生育權 (《明報》,26/06/2012)


不明身分的人手持「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橫額,在鎮坪縣醫院附近指罵鄧家「賣國」。(網上圖片)
馮建梅被強制墮胎後,至今仍未能出院回家。(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陝西安康市鎮坪縣早前發生舉國震驚的懷孕7個多月孕婦被強制墮胎事件後,由於當事人事後接受德國媒體採訪,被當局認為「告洋狀」製造國際影響,有人安排數十名男女人前日舉「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等橫額,到醫院指罵事主家人、要求他們立即搬家。目前孕婦馮建梅被軟禁、丈夫鄧吉元失蹤,小姑鄧吉彩哭訴:「我們賣了啥國?!」

昨天下午,在病房陪伴嫂子馮建梅的鄧吉彩接受本報電話訪問,當時病房內外有十餘名便衣人員監控,他們從早到晚分班輪流監視事主及家人。到傍晚時分,病房窗戶更突然被人用木板釘死,鄧吉彩形容突然「有坐牢的感覺」。

妻軟禁病房 丈夫失蹤

「他們不讓我嫂子回家,說是調查期間,不能出院。」鄧吉彩無奈地說,當局多次要送她回西安夫家,她都拒絕,「我哥給人找去談話,到現在還聯繫不上。」

前日傍晚6時許,鄧吉元準備送外母離開醫院時,被官方找去「談話」,之後就失去聯繫。鄧吉彩說,大約一小時後,她準備和大姐回家時,有4、5輛車載數十人抵達,由兩名女子帶頭堵住醫院對外通道,指罵她們「不要臉」,是「賣國賊」,要求鄧家離開曾家鎮。鄧吉彩當場激動落淚,要爭辯時就被便衣人員順勢拉回病房。她至今不清楚示威者是什麼人。


被要求離鎮 斥「天理何在」

「我倒想問一下,什麼是賣國?我們一個老百姓,能賣什麼國?」鄧吉彩昨天語帶哽咽地說:「記者不是我們請來的,這件事也不是我們想發生的。是誰在給國家抹黑?嫂子因為背上這個黑鍋,一個晚上睡不。」馮建梅也在微博留言控訴:「欲哭無淚,天理何在?!」

鎮坪縣曾家鎮孕婦馮建梅6月4日被強迫墮胎後,事主一家拒絕接受賠償、堅持依法懲辦有關官員,因此當局久拖不決。上周五(22日),鄧吉元等家人接受了德國《亮點》(Stern)周刊的訪問。鄧吉彩說,希望中央能重視千千萬萬孕婦的生育權。「我們是人,不是畜生,地方政府官員不要把我們當畜生一樣閹割。」之後鄧吉元就被不明人士打傷,而當時有4、5名便衣在他身邊。

為鄧家提供協助的北京律師張凱說,鄧吉元從拒絕外媒採訪、律師介入,到主動尋求幫助,是看透了謊言之後的醒悟,這是中國人覺醒的過程。

明報記者



「鬼子進村」 冒雨躲草叢14小時

【明報專訊】5月30日,丈夫剛離家赴內蒙打工,馮建梅就經歷了一場「鬼子進村」式的慘劇,幾名官員上門要求墮胎。馮趁他們不注意,離家去姑姑家躲避,再遭16人砸門闖入,24小時輪班監控、威脅。到6月1日早晨,馮趁6名當班監控人員飲酒聊天,再從後門溜走,獲陌生客貨車司機義載離開。車行幾分鐘後,馮下車躲入山邊草叢中。

發現匿底 得意地笑了

「一直盯公路看,特別緊張、恐怖。」馮事後回憶,當時渾身被雨水濕透,胎兒似乎知道危險而胎動頻繁。在不吃不喝躲了14小時後,馮趁夜色投奔山裏的親戚。剛抵達親戚家1小時,「砰砰砰」響起了砸門聲,馮驚得往底下鑽,手電筒的光柱從窗外射入,在房內來回晃動。

來人很快衝進屋,拉亮燈,蹲下來看床底下恐懼的大肚女人,得意地笑了起來。翌日早上,馮被4名男子架四肢、頭蒙黑衣,塞進汽車帶到醫院;當天下午3時40分,馮被蒙住眼睛、強行注射了引產針。6月3日深夜,馮肚子劇痛,孩子似乎激烈地與母親告別。6月4日凌晨3時多,死嬰娩出。



教授:鬧劇盡顯民族劣根性

【明報專訊】對於陝西的這齣賣國賊鬧劇,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說,這種行為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現。魯迅說過,民族劣根性首先在於造神,雙膝骨骼缺鈣(形容下跪),仰望強人;其次就是樹立仇敵,狹隘民族主義,動輒仇外排外,總被權力駕馭。我們的民族劣根性有兩面:上面是造神,下面是排外。

斥動輒排外 行為荒唐

周說,這些人動輒排外仇外,不去檢討侵犯自己人的人權行為。「他們就是『賊』、『國賊』、『愛國賊』」。他批判煽動這種情緒的官員是「倒打一耙」,「心理非常陰暗,動不動給人家扣『賣國賊』的大帽子,非常荒唐。」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則稱:「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沒什麼賣國不賣國,很可笑。這種攻擊對被罵者並無傷害,罵人者是自我貶損,實際上是告訴公眾:自己是不懂道理的人。」

明報記者

懷胎七月沒了孩子 向德記者訴寃 遭強迫墮胎 女子竟變「賣國賊」 (《蘋果日報》,26/06/2012)


馮建梅展示被打傷的膝蓋。
受訪者提供


一批疑是官方組織人士高舉「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橫額,向被強迫墮胎的馮建梅及家人示威。
互聯網


看着七個月大的死胎,馮婦欲哭無淚。
互聯網


鄧吉元(下跪者)攔路叫寃,官員下車勸導。
受訪者提供


鄧吉元(左)與妻子馮建梅(右)及外母在醫院茫然無助。
互聯網


陜西省安康市鎮坪縣孕婦馮建梅懷孕七個半月被強迫墮胎事件未了。雖在輿論壓力下安康當局已向馮道歉,但馮建梅和丈夫鄧吉元疑因向外國媒體訴寃,前日與家人遭一批疑是官方組織的人,拉着「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橫額向他們示威;他們打算赴京求助亦被攔截;馮被變相軟禁在醫院,鄧不知所終。有律師痛斥事件如陳光誠事件翻版。

「昨天(24日)傍晚6、7點鐘,我們走出醫院想回家,突然遇到一大堆人,從好幾輛車上下來,他們打着橫幅,寫着『痛打賣國賊,驅出曾家鎮』甚麼的,圍着我們喊;其中有兩個女人衝上來,對我們大叫『你們是賣國賊,跟外國人勾結』、『丟人、可恥』。跟蹤我們的那些人,也攔住不讓我們回家,把我們截回醫院。」鄧吉元的妹妹鄧吉彩昨日接受《蘋果》記者電話採訪時,忿忿不平地說。

丈夫突然失蹤

鄧吉彩指,嫂子馮建梅被強迫墮胎後,他們一直克制,沒要政府賠償,只要法辦計生部門責任人,但當局只對幾個小官停職調查,無奈之下,日前他們接受德國記者採訪。「我嫂子只給記者講了自己被強制引產的過程,還說了我們國家是好的,只是個別蟲害。萬沒想到,他們這樣罵我們。」她表示無法肯定舉橫額那些是甚麼人,「但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

鄧吉彩指,看到當地政府無意解決事件,兄嫂本打算上周六去北京,向律師及媒體求助,不料當局派大批人員阻攔,鄧家的公務員親戚傾巢而出,甚至鄧家的中學老師也被動員,去鄧家做「說客」,勸他們不要「搞事」。當局還派十多人在醫院守着馮建梅,馮走到哪裏就跟到哪裏。前日下午,鄧吉元與家人失去聯繫,至昨晚仍無音訊。


「到底是誰賣國?」

鄧吉彩又在網上發帖稱:「他們罵我們賣國賊,我們都是卑微的小民,不懂大道理,可他們有良心嗎?他們也是人,他們也有家庭,有孩子,可良心在哪裏?到底是誰賣國?誰在給國家抹黑?這個國家是誰的?天理、公道在哪裏?」

北京維權律師張凱表示,安康當局對馮建梅事件的處理「愚蠢」,猶如陳光誠事件翻版,「他們以為這樣就能掩蓋醜行,能讓社會和諧,其實恰恰相反」。張律師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社會造成的災難,越來越遭外界質疑是「該認真檢討的時候了」。根據中國衞生部統計年鑑,從1971年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至2009年,中國人工流產超過三億例,換言之,三億條生命被扼殺。

《蘋果》記者/新浪網



軟禁在醫院「像犯人沒自由」

「我們是平民百姓,無權無勢,有寃跟人家說幾句,怎麼賣國了?」軟禁在醫院的馮建梅昨接受《蘋果》記者電話採訪時指,當局大幫人看着她,「門口有,對面病房也有,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甚麼身份,但是連小孩子都知道,他們是幹甚麼的。」

馮建梅指,當局對她採取這些措施,跟早前副市長向她道歉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就像犯人那樣,被他們看得緊緊的,沒有自由,我感到很大壓力,很無助,不知道怎麼辦好了」。她表示丈夫失去聯繫已經一整天,不知死活,「我準備去報警,找我老公」。

欲哭無淚 割脈自殺

23歲的馮建梅是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根河市人,2006年嫁給鄧吉元,生有一女,按計生政策農村可生第二胎,但因她原籍是城市戶口,結婚後戶口未從內蒙古遷去陝西,又無法交納四萬元人民幣罰款,終被當局以「不符計生政策」強行墮胎。

自6月2日被強迫墮胎後,馮建梅一直無法從悲傷中走出,欲哭無淚。她一度割脈自殺,幸被發現制止,至今還要家人輪番陪同看護,以防意外。她說:「我們也不想給政府找麻煩,就求給我們一個公道,處罰那些惡霸土匪(地方官員),別讓他們再胡作非為。」

《蘋果》記者


內地計劃生育政策備受詬病。


新聞背景
一孩政策惡行 中共蒙羞

今年5月30日,懷孕七個半月的馮建梅被當地政府以「不符合生第二胎」為由,強行帶走,限制自由,由專人看管,由於馮的丈夫鄧吉元外出打工不在家,令她極度恐慌而反抗,遭對方毆打。

據鄧吉元在事發後對媒體陳述說:「那天七、八個大男人用衣服蒙住她的頭,把她抓走。他們限家屬一個小時拿出四萬塊錢(人民幣)罰款,我們哪裏來這麼多錢?6月2日,我老婆被幾個大男人用枕頭摁住腦袋,逼她簽字摁手印,然後強行給她打(墮胎)針。」

6月4日,已七個半月大的死胎兒流產出來後,像垃圾一樣被放進一個黑膠袋裝着,扔到醫院後草地上。鄧吉元痛斥:「他們太沒人性了,太殘忍了。我家人被人攔着,不准進(引產室)去。」他稱大女兒已六歲,符合農村生第二胎的政策。

事後鄧吉元到處上訪,事件經報道後,引外界廣泛關注及巨大反響,成為繼陳光誠事件後,中共計劃生育政策的又一大惡行和醜聞;官方《人民日報》也指,事件「給中國的形象造成負面註腳」。

事件令安康當局緊張。6月14日,安康市副市長杜壽平親往醫院,向馮建梅和家人「道歉」,又許諾要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縣計生局長江能海、曾家鎮長陳抨印及鎮計生辦主任龍春來隨後被停職。但同時當局嚴防當事人上訪及向媒體投訴。

《蘋果》記者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87%傳媒人﹕曾治下新聞自由倒退 (《明報》,25/06/2012)




【明報專訊】香港記者協會就特首曾蔭權任內7年的本港新聞自由情,訪問了600多名新聞工作者的意見,結果發現86.9%受訪者認為新聞自由倒退,較5年前同一調查急升28個百分點。受訪新聞工作者中,九成人認為新聞自由倒退的主因與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採訪有關,其次為業界自我審查(71%)及內地或中聯辦政治干預(67.5%)。記協批評,政府手法嚴重影響市民知情權。

主因政府收緊 第二自我審查

記協於今年4月,就本港新聞自由情,以問卷訪問了663名包括記者、編輯、攝影師及傳媒管理層的新聞從業員的意見(共發出1154份問卷)。結果發現,57.2%受訪者認為新聞自由明顯倒退、29.7%認為有些倒退。

在認為新聞自由倒退受訪者中,92.7%認為主因是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當中57%認為警方及消防處堅持將發放信息系統數碼化,是政府最令新聞自由倒退的措施;其次為政府增加發放「鱔稿」及「鱔片」(即宣傳稿及片段)(41.3%)、「吹風會」次數大增(23.8%)及有意就纏擾法立法(16%)。

受訪者認為業界自我審查是新聞自由倒退第二因素。對比記協2007年做的同類訪問,當時58.5%受訪者認為自我審查較97年嚴重,但今次卻有79.2%受訪者認為自我審查較曾蔭權上任時惡化。

記協﹕數碼化操控資訊

被問及過去一年受訪者及其上司有否自我審查時,有35.9%人表示有。而自我審查的新聞項目中,40.3%受訪者認為涉及淡化大財團的負面消息,有別於07年同類調查中,最多受訪者(20.8%)認為自我審查項目為淡化中央負面及敏感消息。

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舉行正式的記者會、「吹風會」,回應傳媒提問時均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做法完全可以比得上任何自由民主社會的外國政府。發言人稱,採用新的數碼式無線電通訊系統,是為加強行動效率,執法機關取得緊急事故資料後,會盡早透過系統發放。

不過,記協主席麥燕庭批評,警方及消防處系統數碼化後,主導了公眾知道消息的時間,明顯是操控了資訊。對於政府指回應傳媒時態度積極、正面,麥燕庭批評「它的言論就永遠正面,任何事情都說成正面」。

三成人認為機構立場傾向某候選人

麥指出,今次調查中,有33.6%受訪者認為新聞機構立場明顯地傾向支持某一候選人,致其間出現自我審查,如報道機構支持候選人的負面消息時「前線(記者)可能會受到壓迫」,並指在今次特首選戰中,傳媒未能如過往般守住立場與報道之間的界線,出現的自我審查直接影響傳媒公信力。




最大問題薪低 記協學者促檢討

【明報專訊】記者協會調查顯示,過去7年傳媒除面對政府收緊新聞自由的措施外,本身亦面對待遇欠佳、專業水平下降的情。記協及新聞學者均認為,新聞工作者待遇與新聞質素相輔相成,促傳媒管理層檢討。

指待遇與新聞質素相輔相成

調查顯示,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過去7年香港傳媒最大問題依次為薪酬偏低及待遇欠佳(51.4%)、專業水平下降(31.1%)、自我審查(30.8%)、流失率高及新聞報道流於表面(各30%)(見表)。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指出,新聞工作者薪酬雖無大起大跌,但通脹嚴重,部分記者起薪點卻仍少於1萬元。雖有不少熱心者願為服務社會的滿足感而留守傳媒界,但工作量增加卻沒有足夠人手,前線記者沒有時間做好報道,加上部分傳媒機構自我審查,如最近《南華早報》總編輯削減李旺陽事件報道篇幅,削弱傳媒專業,令不少人心灰意冷離開。

批政府記招少 減新記者鍛煉機會

杜耀明批評,政府近年舉行正式記者會的次數減少,記者愈來愈少機會當面向官員提問,亦減少了新入職記者鍛煉的機會。

記協主席麥燕庭表示,傳媒人才流失量高,只剩資歷淺的記者,令新聞質素相對下降。她認為傳媒機構管理層要多挽留資深的記者,才能做到更多好新聞。她認為,傳媒機構應從制度逐漸提高行業水平,包括由起薪點開始改善記者待遇,再逐步加薪,將新聞界和其他行業的薪酬差距縮窄,「不能叫記者餓肚子來打工吧!」她又指出,不少記者懷理想而寧願低薪留在傳媒界,但傳媒機構自我審查往往減低了記者留在行內的熱情,期望機構檢討問題。



87%傳媒人︰Cheap曾治下 新聞自由急退 (《蘋果日報》,25/06/2012)


警方選擇性讓個別傳媒到中聯辦外花槽拍攝,惹人詬病。
麥燕庭指出,香港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已岌岌可危,呼籲政府制訂資訊自由法。
杜耀明認為,傳媒必要時,應考慮杯葛政府鱔片、鱔稿及吹風會。
逾五成受訪傳媒工作者認為,去年李克強訪港,警方阻撓採訪,是曾蔭權上台以來,傳媒最黑暗的事件。

【本報訊】特首曾蔭權在位七年,本港新聞自由大倒退。香港記者協會向663名新聞從業員進行調查,86.9%認為新聞自由較05年倒退,甚至比回歸前更差。政府帶頭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採訪、媒體自我審查及中聯辦干預,皆為侵害新聞自由的「元凶」。學者指,近年政府大大收窄傳媒採訪空間,新聞自由岌岌可危。記協積極考慮號召從業員7.1上街,捍衞新聞自由。記者:鄭啟源

記協今年4月向記者、編輯及傳媒管理層等進行問卷調查,86.9%認為本港新聞自由在曾蔭權任內倒退,較記協07年1月同類調查的結果增28個百分點;當時58.4%受訪從業員認為新聞自由較97年回歸時差。超過九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和阻礙傳媒採訪,是新聞自由倒退主因,其次是業界自我審查,以及中央與中聯辦的政治干預。

逾五成人認為待遇欠佳

傳媒自我審查惡化,79.2%受訪者認為,新聞界自我審查過去8年加劇。36%受訪者過去一年處理新聞報道期間,曾自我審查,當中40.3%涉淡化大財團負面消息,其次是淡化中央政府負面消息(37%)、淡化老闆負面消息(34.5%)及報道立場傾向支持某位特首候選人(33.6%)。

調查又發現,86%受訪者認為曾蔭權在任期間,從未主動促進香港傳媒享有更多新聞自由。最令新聞自由倒退的措施,依次為警方及消防堅持以數碼化機制發放突發信息(57%);政府增加發放「鱔稿」、「鱔片」(41.3%);不讓記者公開提問及引述是哪名官員回應的「吹風會」次數大增(23.8%),以及就纏擾法立法(16%)。此外,51.4%受訪者認為薪酬偏低、待遇欠佳是傳媒業過去8年面對的最大問題。

梁振英對傳媒容忍度低

記協主席麥燕庭指出,政府在上游控制資訊發放,影響新聞界獲取資訊,大大打擊市民知情權。她呼籲政府訂立資訊自由法。她又指,傳媒自我審查已變成結構性問題,部份傳媒高層獲中央委任為人大及政協委員,又要顧及傳媒老闆內地生意利益,自我審查加劇。

麥燕庭認為,未來本港新聞自由會否收窄,從梁振英對傳媒態度可見端倪;梁未上任已四度去信兩家媒體指控報道失實,反映他對媒體的容忍度較低。她又指,新聞從業員薪酬偏低,令資深從業員流失,整體新聞質素下降,已是不爭事實。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指,政府過去5年大力壓縮傳媒採訪空間,透過控制資訊發放,令新聞界喪失採訪主動權。他說,新聞界應積極考慮杯葛政府吹風會,罷用政府新聞處發放的鱔稿、鱔片,迫使政府改歪風。港府發言人稱,會繼續按《基本法》及「一國兩制」原則維護新聞自由。



每下愈況
李克強訪港成新聞界最黑暗時刻

回歸後本港新聞界採訪不斷收窄,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傳媒採訪區不單設在「九里遠」,警員無故要求搜身及搜銀包,記者被警員阻擋鏡頭,甚至反被指為「黑影」,宣告香港新聞自由步入黑暗時代。

曾蔭權在任期間,新聞自由屢受打壓。除李克強訪港期間採訪受阻外,在今年特首選舉期間,中聯辦被指致電《信報》老闆李澤楷秘書,就批評中聯辦的報道施壓,以及《成報》擅自修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專欄文章事件,令本港新聞自由蒙上陰影。


立會否決維護新聞自由

政務官出身的鄧忍光空降廣播處處長,名嘴吳志森、周融即遭撤換;立法會否決維護新聞自由的動議,更大大打擊本港新聞自由。記協主席麥燕庭昨又以《南華早報》低調處理李旺陽死訊為例,不點名批評近年傳媒的自我審查越趨嚴重,相信與商人辦報,傳媒管理層獲任命人大政協有關。

記協4月進行的調查中,半數新聞從業員認同李克強訪港期間,警方阻撓採訪是新聞界過去7年最黑暗時刻。麥燕庭促請保安局及警務處信守承諾,在胡錦濤訪港期間,寬鬆處理採訪安排,避免衝突事件重現。《蘋果》記者

政府打壓 傳媒自閹 香港失聲中… (《蘋果日報》,25/06/2012)


今年3月,《成報》竄改劉銳紹文章,屈他挺梁,惹起公憤,民主黨燒《成報》抗議。
去年7月,亞視錯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死訊,其後掌管新聞部的高級副總裁梁家榮辭職。
去年9月,逾300名記者上街,抗議警方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打壓採訪自由。
鄭經翰曾被喻為「十點前特首」,但03年7.1後,商台受續牌壓力,他其後亦被迫「封咪」。


《回歸15年之變了的烽聲》

言論及新聞自由,一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但回歸初期已受着干預報道「兩國論」、陰乾港台等衝擊;03年7.1後,這「基石」更被大面積地侵蝕。

當年50萬人上街,成功抵抗《基本法》23條立法。劇烈的民意反彈,令中央決定雷厲風行統戰,政府及中聯辦加劇干預。從此,大班與毓民「兩支咪」被封殺、兩個免費電視台新聞部淪為「中央台」、中英文報章自我審查加劇,最激烈的批評逐漸被滅音。

回歸15年,候任特首梁振英將正式上場,23條立法魔爪再蠢蠢欲動,勢必進一步封殺言論及新聞自由。

記者:蔡建豪 張文傑

回歸後,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面臨各式各樣的干擾。98年,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批評港台節目《頭條新聞》「陰陽怪氣」;99年,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在港台《香港家書》提及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廣播處長張敏儀旋即被調職。

03年7.1後,封殺升級。首個目標是當時商台最敢言的「兩支咪」大班鄭經翰及黃毓民,兩人90年代初在亞視《龍門陣》成名,後分別於商台主持《風波裡的茶杯》及《政事有心人》膾炙人口。大班慨嘆,04年與毓民齊被商台炒魷,是回歸至今香港言論自由最黑暗時期,「兩個最有影響力主持人被封咪,鵪鶉晒其他講嘢大聲嘅人;到今日為止,商台仲未 recover到。」

視烽煙節目為洪水猛獸

至於港台,拖拉多年後,政府去年空降政務官鄧忍光出任處長。曾任港台《千禧年代》等節目主持的吳志森,去年在左報批鬥文章圍攻後也「被封咪」;他直言回歸初期仍可鬧政府,沙士期間前線醫護人員透過大氣電波表達對政策荒謬僵化的不滿,逼官員改善,可惜「政府認為烽煙節目係洪水猛獸,鼓動人上街。」烽煙主持被滅聲,文字媒體同樣遭整頓,主要中文報章已歸邊。《南華早報》最近「縮細」李旺陽「被自殺」新聞、《成報》在特首選舉期間竄改劉銳紹評論文章、屈他「挺梁」;劉銳紹深信,03年7.1大遊行,中央定調「傳媒煽風點火、火上加油」,是回歸後新聞自由轉捩點。

劉銳紹指回歸初期,中央大前提是要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對香港新聞界壓制不大;但中央在03年後透過中間人收購及入股香港傳媒,以「中資機構廣告」及「國內發展機會」利誘,「完全符合當年江澤民話,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最大好處係『誰出錢,誰是老闆,就聽誰的話』。」與此同時,新聞界自我審查、歸邊情況越趨嚴重。

梁振英上場打壓更厲害

無綫新聞被譏為 CCTVB、亞視由內地富豪王征掌控,政府透過續牌及給予獨家消息威迫利誘傳媒;吳志森認為,「傳媒係看門狗,有敵人來時要吠。」劉銳紹則指傳媒自裁,「淪為應聲蟲,仲要你嚟做乜?」近日復出開咪的大班,預計梁振英的打壓將更厲害;他指候任特首辦主任羅范椒芬已明言,不會讓官員致電其節目答問題,「佢講明唔畀我哋坐大。」
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分析,梁振英未上場,已利用相熟傳媒以資訊削弱對手,預期他上任後,「對不利嘅消息,一定會強烈反控。」他坦言,23條重來及《纏擾法》蓄勢待發,慶幸今天民間聲音較03年更強,捍衞僅存的言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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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監察政府一定寂寞

「唐英年爆出(商台)續牌施壓事件後,好似好易代入去『因為要續牌就炒我囉』;我唔用陰謀論去睇封咪事件喇,只可以講,我個節目係會生金蛋嘅鵝,佢都取消嘅話,炒我一定唔係商業因素。」事隔九年,大班鄭經翰再談被封咪,罕有地避忌。

「監察政府嘅人一定寂寞,唔好諗住有人幫你抬橋;我哋要自己去發揮功用,爭取群眾支持。」大班深信,最重要始終是群眾壓力,如發生任何干預到核心價值、言論自由的事,「好簡單,挺身而出,參與好緊要。」大班表示:「以前有啲人可以組織、甚至煽動啲人上街,亦可以叫停佢哋;家叫佢哋(上完街)走?睬你都儍,做乜要聽你呀!」昔日他被老闆干預而「失聲」,今天做了數碼電台老闆,近月卻捲入打入自己電台烽煙節目,「指點」主持人陳景輝的「干預風波」。這,又是否有點諷刺?




吳志森:外圍環境導致封咪

「兩段時間都係文、大、商幾十篇文革式評論批判我,係咪中央、政府處心積慮消除我呢啲烽煙主持人?冇實質證據,但最終客觀效果係咁。」吳志森指去年被港台封咪時的「外圍環境」,與04年被調離《千禧年代》時十分相似。

04年他被左報圍攻時,港台公關部仍會出稿回應「頂住」,但去年港台高層只向他說「當睇唔到咪得囉」。森叔對此說:「好失望,將呢件事定性為我個人同左報之間嘅問題,(港台)置身事外。」他今天對《千禧》等節目的觀感是:「如果只聽呢兩個節目,你會覺得香港好和諧喎!喺一個有咁多危機、民怨嘅年代,聽唔到民怨,冇乜危機感,好容易安樂死或者死咗都唔知。」

唯一慶幸是,港台電視部仍然自由開放,「抵抗力」大好多,「當年話《頭條新聞》陰陽怪氣,點解要公開講?因為私下干預唔到囉。」




劉銳紹:報館老闆咽喉被控

「你可以唔用我啲稿,但係全個稿件幾乎被改晒!我從事新聞行業40年嚟,今次係第一次。」筆名「夫子」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今年3月撰文評唐英年與梁振英的特首選戰時,原文寫明「兩個都揀唔落」,卻被《成報》高層擅自改成「寧揀梁振英」,令夫子憤然擲筆,至今他仍心中有氣。

「近年有好多傳媒,本來佢講嘅嘢都有人信,但越係要變『紅面關公』,本身已有的中立形象就冇咗,最後就冇晒影響力。」89年六四時擔任《文匯報》記者的他,仍堅守已故《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的16字原則「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

即使報館的前線記者致力捍衞及堅持新聞自由,可惜報館老闆的意志薄弱,「當老闆、領導層要靠內地食飯,驚影響經濟收入時,即係控制住你咽喉,你叫大聲啲、細聲啲都被控制住。」


自我審查之風蔓延至英文報章,《南華早報》早前「縮細」李旺陽死訊報道,惹編採人員不滿。
杜耀明

自甘墮落
新聞界歸邊 吞糖衣毒藥

中聯辦背後發功,特區政府着迹地干預,令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空間,在回歸15年間不斷縮窄。最可惜是部份新聞機構,甘心歸邊「自閹」。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舉例,傳媒在政治考慮及受到疏通下,「新聞工作者對遞補機制呢啲大是大非問題,都唔能夠表達基本訴求,係失職。」

回歸前曾放寬新聞法規

97回歸前,港督彭定康放寬了一些限制新聞的法規,包括研究訂立《資訊自由法》,示威也毋須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前特首董建華在首屆任期內,初期新聞自由還算好,但03年7.1大遊行後,卻改變了政府對傳媒的心態。杜耀明指,「執政者錯以為係公關做得唔好,提高向傳媒解畫,疏通傳媒。」現任特首曾蔭權擺放最多時間做政治化妝,如高鐵事件,「以前出咗先講,家臨門一腳就講,等你出唔切。」

政府看重的政治化妝師,對新聞機構損害也大,有報館高層邀請高官到報社講解政策,「記者冇資源諗清楚,好易被說服。」有高官通過與傳媒老闆或高層的友好關係,以提供更多內幕消息作「糖衣毒藥」,「表面係啟蒙,令你變咗更加矇。」

電子傳媒同樣不能倖免。杜耀明指電子傳媒在處理政治敏感議題上,遠較回歸前小心,收費頻道在考慮受眾因素後,較免費頻道來得進取;六四、7.1及李旺陽事件,免費電視台均避免做頭條,「近期只有批評曾蔭權係開綠燈。」

官媒代替傳媒採訪日多

回歸後,高官以「消息人士」躲在鏡頭後放料,新聞處以「官媒」代替傳媒採訪的事例越來越多;政府的數字顯示,2010年舉行了44次閉門吹風會、2011年有33次。前線記者還要警惕官方新聞材料內的陷阱,如將副局加薪14.3%說成8.1%,「講事實一部份,係公關做嘅嘢,記者係要事實嘅全部。」

《蘋果》記者




2012年6月24日 星期日

逾八成從業員認為新聞自由倒退 (「有線寬頻」,24/06/2012)

逾八成從業員認為新聞自由倒退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386562

調查:曾蔭權政府箝制資訊 任內新聞自由大倒退 (「香港記者協會」,24/06/2012)


香港記者協會進行的業界調查發現,86.9%受訪新聞界認為,曾蔭權治下的新聞自由有所倒退,比07年的同類調查多28個百分點,顯示新聞自由倒退已成為一個趨勢,情況令人憂慮。另外,受訪者認為,新聞自由倒退的最主要原因是執政者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比率超越自我審查。

記協在本年4月中、下旬向業界發出1154分調查問卷,回收六百六十三分。當中,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些倒退的有29.7%,認為明顯倒退的有57.2%;認為沒有變化的,只有6.2%;而認為有進步的,則更少至2.7%。

在認為曾蔭權治下新聞自由有所倒退的五百七十六人中,他們認為,政府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92.7%)是倒退的原因,其他原因依次是:業界自我審查(71%)、內地/中聯辦有政治干預(67.5%)及財團施壓(35.9%)。由於被訪者可選取多於一個原因,故此各選項的百分比相加多於一百。

值得注意的是,認為新聞自由有所倒退的受訪者比率較記協在2007年1月進行的同類調查為高,當時有58.4%受訪新聞從業員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比97年回歸時有所倒退,有近七成受訪者認為,自我審查是倒退的主要原因;但在最新一次調查中,政府收緊資訊超越自我審查成為最主要的新聞自由倒退原因。

不過,這不代表業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有所改善,79.2%受訪者指出,新聞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比曾蔭權上任時惡化,認為有所改善的,只有2.4%。此外,35.9%受訪者承認自己或上司有自我審查,表示自己或上司沒有自我審查的,有37.6%,另外,26.5%表示不知道。有關比率較07年的調查略為上升,當時承認自己有自我審查的有29.5%,另外,指上司或同事有自我審查的有39.6%。

至於自我審查的範疇,綜合二百三十八名指有自我審查情況的受訪者的多個選項,依次為淡化大財團的負面消息(40.3%)、淡化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37%)、淡化老闆或相關利益的負面消息(34.5%)、報道時傾向支持個別特首候選人(33.6%)、淡化特區政府的負面消息(28.6%)和傾向支持政府的立場(23.5%)。

政策方面,受訪者認為,曾蔭權政府任內最令新聞自由倒退的政策是警方和消防收緊信息發放(57%)、增加發放「鱔稿、鱔片」(41.3%)、「吹風會」次數大增(23.8%),以及有意就纏擾進行立法(16%)。

另外,過去七年,最令業界不安的事件,是特首選舉期間的情況,34.5%受訪業界認為,包括中聯辦被指向《信報》施壓及《成報》修改評論員劉銳紹的專欄文章是七年來最黑暗的時刻。

香港記者協會呼籲港府訂定資訊自由法,營造開放空間,以扭轉官員箝制新聞自由的風氣和手法,否則,不單新聞自由這核心價值岌岌可危,香港作為區內資訊中心的地位亦可能如江河日下。

調查稱香港新聞自由倒退成趨勢 (「BBC」,24/06/2012)

香港記者協會一項調查指出,近87%受訪的新聞從業員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在快將卸任的特首曾蔭權管治下有所倒退,顯示這個情況已成為趨勢。


香港記協在今年4月中旬至5月初共訪問了663名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編輯、攝影師及媒體管理層。

據調查,有57.2%受訪者認為與曾蔭權2005年上任時比較,香港新聞自由情況明顯倒退,另有29.7%受訪者認為有些倒退。

當中也有6.2%受訪者認為新聞自由情況沒有變化,認為有進步的有2.7%。

調查顯示,政府收緊資訊及阻礙採訪是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主要原因,佔92.7%,其次為業界自我審查(71%)、中國內地或中聯辦政治干預(67.5%)及財團施壓(35.9%)等。

自我審查

記協在調查結果中表示,雖然政府收緊資訊及阻礙採訪超越了自我審查成為新聞自由倒退的主要原因,但這不代表香港新聞業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有所改善。

調查顯示,79.2%受訪者稱香港新聞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時惡化,認為有所改善的則有2.4%。

除此之外,35.9%受訪者表示自己或上司在過去一年內曾作出自我審查,37.6%受訪者表示沒有。

香港《南華早報》最近被批評自我審查,淡化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蹊蹺死亡的報道。

香港媒體在李旺陽蹊蹺死後的第二天普遍大幅報道,而《南華早報》只在A6內版刊登了一篇一百多字的簡訊。

《南華早報》記者隨後展開請願,要求該報主編解釋為何淡化民主活動人士李旺陽蹊蹺死亡的報道。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呼籲警方盡快交代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訪香港的採訪安排,她說,不希望重演去年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的不快事件。

《明報》發律師信指《信報》誹謗 (《明報》,24/06/2012)


【明報專訊】《明報》上周三、四獨家披露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山頂寓所僭建,至前日《信報》報道,指《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曾於周二向候任特首辦作出「溫馨提示」,令梁振英能夠及時清拆僭建物,避免「出現如2月時唐宅外傳媒吊臂盡現,近距離拍攝唐宮一幕」。《明報》前日發表聲明,指該報道無中生有,劉進圖昨日正式向《信報》發出律師信,指有關言論暗示他向梁振英「通水」,有違新聞道德,對他和《明報》都構成誹謗,要求《信報》撤回報道並道歉,否則不排除控告《信報》誹謗。

促撤報道及道歉 不排除控告

《信報》過去一連兩天在其「獨眼香江」版刊登文章,先在周五指劉進圖曾於上周二致電候任特首辦,「口頭向候特辦查詢事件,詢問猶如『溫馨提示』,結果CY在第二日《明報》記者再作正式查詢前,已拆除僭建物,連建築廢料也不剩半塊」。《明報》同日發表聲明,否認劉曾致電候任特首辦,相反是梁辦人士於上周二深夜致電劉,詢問《明報》記者是否進行梁宅涉嫌僭建的報道,劉即時向對方查詢梁宅是否有僭建,並要求對方安排記者到現場察看。

要求承諾停止同類言論

昨日,《信報》再於其「獨眼香江」版刊登另一篇文章,再次重申他們根據「極為可靠的消息來源」,「得悉《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於周二致電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又質疑「《明報》應早於半年前,即特首選舉初期已知悉事件(梁宅僭建),為何沒有如報道唐英年僭建問題般處理」,暗示《明報》是蓄意押後報道,企圖影響選舉結果。

劉進圖認為上述兩篇報道不單與事實不符,對他和《明報》亦構成誹謗,昨日向《信報》發出律師信,要求對方道歉和撤回報道,亦要承諾停止再作出同類言論,否則會考慮控告《信報》誹謗。

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頭條新聞:一些人‧一些事 ── 長平:「哪兒都是媒體」(RTHK,23/06/2012)




一些人‧一些事 -- 長平:「哪兒都是媒體」

《南都周刊》前副總編輯長平,以撰寫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聞名,廿年來,他游走於內地傳媒政治審查的邊緣,多次被降職或處分,去年更「被辭職」。於是轉移陣地,在香港創辦新­媒體雜誌《陽光時務》,並擔任主輯,但工作簽證不獲批,亦不獲拒,被迫在德國日夜顛倒繼續編輯工作。

作為資深傳媒人,他無怨無悔:「只要我們想傳播,哪兒都是媒體;只要我們想表達,哪兒都是空間。」

對於香港近年的民主自由空間,他直言香港也「自身難保」,更不避諱地說:「國保會在香港找線人。」

﹝歌曲:無悔這一生 歌手:Beyond﹞

*訪問足本版已上載 頭條新聞特備網頁及Podcast

踢爆僭建醜聞前《明報》疑洩密 總編「溫馨提示」 梁即晚毀證 (《蘋果日報》,23/06/2012)

 社民連昨晚直踩山頂梁宅抗議,長毛(右)送了一把泥鏟給梁振英,要求他立即清拆僭建物。 何柏佳攝
 被踢爆大宅有多處僭建後,梁振英即安排工人到場清拆。 馬泉崇攝
 民主黨昨到廉署外抗議,指梁振英已誠信破產,應辭職下台。
 梁振英競選時聲言寓所沒有僭建,學聯成員昨晚示威時斥他是大話精。


【本報訊】被外界視為支持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明報》,前日獨家報道梁振英山頂大宅有僭建「玻璃屋」,不過外界卻質疑《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預先向梁辦「通水」,令梁振英可趕及記者查詢當天毀屍滅迹,瞬即拆除僭建物。《明報》昨發聲明,指是記者早前到梁宅拍攝時驚動保安,觸動梁辦人士主動查詢是否正進行梁宅涉僭建的報道。
記者:張岳弢、張文傑、呂浩然

《信報》昨報道,《明報》在本周一拍得梁宅僭建物,並在本周三正式向梁辦查詢,惟梁辦回覆指,在本周二已接獲《明報》口頭查詢,質疑為何《明報》尚未正式提問,梁辦已得悉事件,並引述可靠消息指,是《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於周二晚向梁辦口頭查詢,形容如「溫馨提示」,令梁振英在周三《明報》記者正式查問時,已可當天迅速拆走僭建「玻璃屋」。

稱記者拍攝時驚動保安

《明報》昨發聲明指有關報道無中生有,解釋記者於本周一(6月18日)到梁振英的山頂寓所視察,拍攝時驚動保安人員及鄰居,保安員詢問記者意圖,惟記者無提及正偵察梁宅涉嫌僭建。該報原計劃一連兩天訪問學者及專業人士,確定梁宅有僭建物後,在周三(20日)向候任特首辦及屋宇署提問。

惟《明報》指在周二(19日)深夜,有梁辦人士主動致電總編輯劉進圖,查詢記者是否進行梁宅涉嫌僭建的報道,劉進圖遂即時向對方查詢梁宅是否有僭建,並要求對方安排記者到現場視察,獲對方口頭答應會安排。惟該報記者於周三透過電郵正式向候任特首辦查詢,並再要求到梁宅視察,候任特首辦同日回覆,指有關結構已經拆除。

不過,《信報》昨報道與《明報》所說有異,指向候任特首辦查詢時,對方指是在周二接到《明報》口頭查詢,但未有透露致電者身份,也不肯透露詢問內容。另方面,既然《明報》記者於周一晚採訪時,未有透露所為何事,那梁辦中人又如何得悉該報正進行有關僭建的報道?劉進圖與梁辦人通電話中,又曾否提及涉僭建的玻璃屋?本報昨曾嘗試聯絡劉進圖,惟他正休假,手機則未有人接聽及留言信箱已爆滿。據了解,《明報》內部認為,假若的確是梁辦主動致電劉問及僭建,意味存在洩密情況,但究竟對方是如何得知,暫不能確定。

羅范否認曾致電劉進圖

身為候任特首辦主管的羅范椒芬昨否認曾在周二致電劉進圖,「我完全唔知道呢件事」,亦稱不清楚候任特首辦與《明報》就梁振英僭建報導的內容。對於有報道指劉進圖曾於周二致電候任特首辦,羅范只稱:「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呢件事」。而梁振英昨晚被問及事件時,只回應不要多作揣測。候任特首辦對事件不作評論。




小資料
劉進圖數年前曾駐京

牽涉是次事件的《明報》總編輯劉進圖,今年1月才正式接替張健波任老總。他港大法律系畢業,曾任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助理,1989年加入新聞界,曾在《信報》任記者,主要跑政治新聞。他其後過檔《明報》任主筆,數年前曾駐京。

在特首選舉中,《明報》被外界認為較挺梁,劉進圖去年訪問協助梁振英的羅范椒芬及張震遠。

近月外界不時批評,代表《明報》編輯部立場的社評,多篇文章亦對梁振英較寬厚,如評論梁振英僭建一事,只表示遺憾,但去年卻直斥同樣僭建的唐英年說謊,認為他應退選,用詞明顯較重,尺度不一致。

《蘋果》記者

《明報》聲明﹕《信報》報道無中生有 (《明報》,23/06/2012)


【明報專訊】因應《信報》昨天報道,指《明報》總編輯曾經於本周二(6月19日)就候任特首梁振英山頂寓所僭建的報道,向候任特首辦作出「溫馨提示」,《明報》編輯部強調《信報》有關報道無中生有,對此深感遺憾,並譴責《信報》的做法。

關於《明報》獨家揭露梁振英僭建的偵查報道,是經過記者多番求證核查,包括﹕

1. 《明報》記者於本周一(6月18日)到梁振英的山頂寓所實地視察,其間有保安人員與鄰居發現記者,詢問記者來訪目的,記者當時無提及正就梁宅涉嫌僭建進行偵察。

2. 記者一連兩天訪問學者及專業人士後,確信梁宅有僭建物,決定在周三(6月20日)向候任特首辦及屋宇署提問。

3. 周二(6月19日)深夜,梁辦人士主動致電《明報》總編輯,查詢《明報》記者是否在進行梁宅涉嫌僭建的報道,《明報》總編輯即時向對方查詢梁宅是否有僭建,並要求對方安排記者到現場視察,梁辦人士口頭答應會安排。

4. 記者於周三正式透過電郵向候任特首辦查詢,並再要求到梁宅視察,候任特首辦同日回覆,指有關結構已經拆除,至於記者提出實地視察的要求,對方則無回覆。

《明報》一連兩天獨家報道梁振英山頂寓所僭建,編輯部強調,今次的偵查報道與過去每一宗報道一樣,完全按照新聞工作者應有的操守進行,編輯部人員並無作出任何「溫馨提示」,而兩天的報道內容,本身已足以證明《明報》立場客觀公正。《信報》應立即撤回其失實報道,並作出更正。

明報編輯部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明報》總編提早向候特辦「溫馨提示」 (《信報財經新聞 》,22/06/2012)

曾爆出唐英年約道7 號大宅有僭建地牢的《明報》,事隔四個月後,昨又率先報道梁振英山頂住宅有僭建建築。《明報》指,原定於前天即周三詢問候特辦回應,但候特辦卻指周二已收到《明報》查詢,然後梁振英在周三早上決定拆除僭建物,到下午更清除完畢。老紀從極可靠消息得悉,《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周二口頭向候特辦查詢事件,詢問猶如「溫馨提示」,結果CY 在第二日《明報》記者再作正式查詢前,已拆除僭建物,連建築廢料也不剩半塊。

《明報》昨天以頭版全版報道梁振英山頂道寓所的僭建情況,圖文並茂,然而由於梁已拆除僭建物,《明報》最新圖片顯示僭建部分已清拆淨盡,所以昨天並沒有出現如2 月時唐宅外傳媒吊臂盡現,近距離拍攝唐宮一幕。為何CY 反應如此快速?《明報》報道露出端倪。《明報》在其報道的配稿指, 「……及至本周一,本報拍攝到梁宅的俯瞰圖,經多名學者分析後,一致判斷玻璃棚屬違規僭建物,本報遂預定於昨日(周三)下午向梁振英發出提問。」可見《明報》在本周一已掌握充足證據,準備在報道見報前一天,即周三才向候特辦要求正式回應。

然而在同版報道中,《明報》刊登的候任特首辦回應,候特辦卻指, 「昨晚(周二)接獲貴報查詢,梁先生今早(周三)經諮詢專業意見後,決定立即拆除該結構,下午已清拆完畢。」《明報》都尚未提問,為何候特辦會於周二已知悉事件?有非常可靠消息指,原來《明報》總編輯劉進圖於周二致電候特辦,詢問有關情況。

此舉猶如令事件提早曝光,而由於負責報道的同事還未知情,結果到周三正式提問前,CY 已準備拆除僭建物,連屋宇署人員也到過梁宅調查。

老紀曾致電《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希望了解事件,但《明報》指劉總正在休假。老紀嘗試致電給他12 次,並3 度在其手機留言,其後他手機留言信箱爆滿,未能再留言,而劉進圖本人至截稿前尚未回覆。老紀亦向候任行政長官新聞秘書查詢,是否在周二收過劉進圖電話查詢時,她竟然反問: 「咁又有咩問題?」她指,周二接到來自《明報》的口頭查詢,而周三才獲《明報》電郵查詢,候特辦結果在周三才回覆。她不肯透露周二致電者身份,也不肯透露詢問內容。

老紀指如候特辦不回應,會否介意授權本報查覆劉進圖與候特辦在周二的對話記錄,對方回覆指: 「呢個問題我唔識答。」有關授權本報查詢劉進圖與候特辦的相關對話記錄,本報亦曾致電劉總及在其手機留短訊3次,但到截稿前均未獲回覆。

《明報》報道還有另一爭議,因為該報在報道指,已追查事件半年,以此推斷《明報》早於今年1 月已獲悉事件。基本上,表面證供已成立,即是拍到梁宅玻璃棚,再加上地政總署高空圖片已構成表面證據,足以向梁振英查詢。

老紀請教過熟悉地政總署測繪處的朋友,他指一般高空圖片需半年便可透過門市或網上途徑公開出售。《明報》找來的高空圖片於去年7 月拍攝,最早在今年1 月底已可購買,也剛剛是《明報》聲稱開始追查事件之時。1 月時《明報》大有機會已知悉梁振英寓所有僭建,但到今年2 月13 日爆出唐宮僭建風波期間或以後,《明報》從沒有提及,連片言隻字都沒有。

李旺陽成簡訊 南早老總稱悔 (《明報》,22/06/2012)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右)抗議《南華早報》處理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新聞手法,其間與保安推撞。(李紹昌攝)
民主黨昨到《南華早報》銅鑼灣辦公大樓門外抗議,指該報自我審查、「河蟹」李旺陽事件新聞,要求捍衛新聞自由。(李紹昌攝)



【明報專訊】《南華早報》處理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自殺」新聞的風波繼續,總編輯王向偉昨終親身向員工交代事件,表示對自己當日決定把李旺陽新聞改為簡訊感到「有點regret(後悔)」,又澄清並非要解僱質疑其決定的兼職編輯Alex Price。


兩度親身向員工交代

南早處理李旺陽新聞的風波有新進展,40名員工日前聯署要求總編輯王向偉解畫後,王昨日兩度親身向員工交代事件,據悉,晚上會議更歷時個多小時。王在昨午會上表示當日因收到台北同事傳來有關李登輝與內地學生辯論的新聞,覺得「很fascinating(有趣)」,故決定把李旺陽的新聞改為簡訊。現在回想當日的決定,感到「有點regret(後悔)」,承諾今後與員工多溝通。

對於當日兼職編輯Alex Price質疑有關決定是否自我審查,王向偉澄清回覆電郵一句「You know what to do」並非是要解僱Alex,而是意指「What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你想點就點)」,事後亦已向Alex 解釋並不是想解僱他。

據悉,過去南早總編輯與全體員工會面前會先發電郵,今次卻是臨時安排,由於昨午只有10多名員工出席,故王其後再發電郵表示晚上跟全體員工會面。

袁志偉否認「河蟹」素姬演說

另外,無綫新聞部內聯系統昨午傳出信息,表示奉「老總」口諭,不得在昨晚10時互動新聞台(inews)直播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在英國國會演說,更連「縮細窗」都不可以,但「故仔應該照做」。昨晚10時無綫互動新聞台並無直播昂山素姬在英國國會演說。

事件引起無綫新聞員工反響,擔心是另一自我審查事件。無綫電視新聞部總監袁志偉昨晚接受查詢時強調,並無自我審查,「我們每天都有昂山素姬新聞,因互動新聞台是24小時,當然亦會因情况調動」。他又指自己昨晚6時已離開公司出席飯局,故對事件不知情,亦無「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