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日，政府就修訂《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舉行了商議式民意調查的「商議日」。由於前線記者的抵制，「商議日」以失敗告終。事件不但為澳門的新聞自由敲響了警鐘，更讓社會意識到民意調查獨立性的重要性。另外，面對政府、民調機構、媒體高層的舉措，以至一些網絡打手的攻擊，除前線記者以外，無論是傳播系的師生，以至市民大眾的沉默，才是更為可怕。歸根究底，在澳門傳媒處極度弱勢情況下，媒體的的獨立性不足和市場空間狹窄，以及媒體負責人和記者之間的話語權極不對稱，……在種種未有根本改變之前，就企圖立法規管媒體，居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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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之初體驗
為政府重提修訂出版及視聽廣播法而進行的商議式民調，最近在社會和業界激起千重浪。從小到大，跟抽獎無緣的我，竟在這次在幾百名的同業當中，只抽樣２９人成為專業組調研對象，偏偏被選中！還有我十多位同公司的同事，我們就好像開自己公司的內部會議一樣，好不熱鬧！反而有好幾家媒體的同業，完全不見踪影。他們都不中籤嗎？既然那麼小的機率都被抽中，加上懷著，有可能為整個行業發展空間而給予意見的重任，當然要出席商議日會議，了解究竟，否則倘若他日被代表了，被表態了，我們就後悔莫及。
專業組和公眾組天各一方
新聞局局長陳致平，致辭時率先表示：“政府並沒有修法的立場，修不修，修多少，如何修，一切都視乎業界意見而決定，新聞局只負責搭建平台，讓社會和業界得到充分溝通，喚起業界和市民的認知……”，有局長這樣的開場白，作為一個傳媒人聽到當然高興；只是，往後打從早上九時半到晚上七時，大大小小四個討論會裡頭，我們身為修法最首當其衝的專業組，卻跟有３００位市民作代表的公眾組，整天整夜，是整天整夜都沒有安排過一次碰頭互動的機會！試問被分隔各自一方的專業組和公眾組，如何做到局長所謂的”得到充分溝通”呢？還是，局長其實在為我們安排“盲婚啞嫁”，以為我們即使不見面，也能心有靈犀一點通地對彼此的想法和世界瞭如指掌呢？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對於這份可能是世界上首份，用作修改專業界別法律的商議式民調，各界以至各地都很關注它的成果，因為如果成功，那意味著其他地方可以借鏡本澳的經驗，為某些法律，特別是涉及言論自由的法律，以民調作為修法的指標，也正因為這個”白老鼠”概念，民調的進行更需要著重其代表性、獨立性和科學性！否則，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這不僅可以決定我們這一行將來能否繼續生存，發揮監督政府施政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這關係到每一個澳門人，以及他們的下一代，將來能否繼續享有言論和資訊自由的基本權利！所以，我們的關注和對是非的判斷是不可或缺的。
“平衡資料”不平衡
在商議日之前，被選的參加者會收到一份民調公司送來的所謂”平衡資料”，裡面有一些對本澳媒體、出版法、視聽廣播法以及相關法律，在其他地方的執行情況和相關的問題。但與其說它是一份”平衡資料”，我更相信它是一份”不平衡的平衡資料”，因為無論在討論前，或討論進行當中，我們專業組的成員都發現，資料所載有的例子和為正反方所歸納的觀點，好一部分都有偏頗的成份，或以偏概全，或偷換概念，或資料和事實有偏差；我們相信，儘管是專業組的同業，尚且不一定所有人都立時看出有誤差的地方，那麼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和互動過的公眾組，豈不是更容易被這份”平衡資料”所誤導？要是真的如此，他們對傳媒專業的認知和討論時的意見歸納，會不會也跟著出現偏差呢？我對此，有所保留和擔憂。同樣的，商議日之前和商議日當天，我們先後要填三份一模一樣的問卷，主要圍繞要不要設立出版委員會、新聞工作者通則，以及將互聯網當作新媒體納入監管等等，可是問卷一方面強調沒有預設立場，另一方面卻在設定了一些有限制立場，而又模稜兩可、可以任君解讀的問題，至少在我看來問卷的本身，就有問題。例如，它會問受訪者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多少，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又有多少？請問這兩個態度跟我認為應否設立出版委員會，有甚麼必然直接的關係呢？如果我表示很不滿意的話，是否會被解讀為：”因為這位受訪者對自己的生活，以及政府的施政充滿不滿，所以不難理解她為甚麼對於政府設立出版委員會的建議，持那麼負面的態度。”，會這樣嗎？再者，負責民調的專業團隊顧問成員，很多也就是在商議日當天，出席主持討論的學者和專業人士，這種雙重身份於一身的安排，會不會有立場和身份混淆的機會呢？又會不會讓學者和專業人士本身，也面臨著精神分裂、不知某一刻是在為哪個身份說話的痛苦呢？值得思考吧。
少一點枷鎖，多一點溝通
依本人觀察，有份參與商議民調討論的外文記者代表，幾乎都傾向支持設立更多對業界的監管機構和規範，可能基於他們以他們國家的標準來套用於本澳，但要知道歐美等民主國家，本身的社會及政治結構和公民意識，與本澳不能相提並論，加上眾所周知本澳是以錯綜複雜的人脈關係見稱，每個人都可能集好幾個團體身份於一身，吊詭的利益衝突，在小城經濟和政治層面，已處處皆見。如果連作為第四權的傳媒業界，都要設立一層又一層的規範，恐怕日後在監管政府、監察社會問題的工作上，只會繫上越來越多的枷鎖，最終令行業作繭自縛，衰失天職功能。所以， 與其說多一點規範只是“為你好”的話，我更相信“LESS IS MORE”(做少一點更好)！
本澳是小圈子社會，很多層面上，小部分的人早已在不斷的代表澳門人的利益和選擇權，澳門人也早已在越來越多的規範當中生活，一直算是循規蹈矩，沒出現過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的行業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自由度不夠，溝通不足，和對內部管理的信任危機，跟前線同業一直行之有效的操守自律，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如果政府真的“為我們好”，我建議讓現有的機制，更充份有效及正確地發揮功能，已經是對我們最好的保障，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不是氧氣罩。謝謝。
文—陳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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