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上個月底在住家失蹤。週四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CCTV）和新華社報導指，高瑜於上個月24日被拘留，原因是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 遭刑拘，案件目前正在進一步調查中。而央視的新聞節目中還播出了高瑜本人悔罪的畫面，她表示知道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高瑜的臉部全程被馬賽克遮掩，觀眾難以識別。
本台記者查實到，官方媒體報導中的秘密檔是，去年8月海外媒體《明鏡月刊》發表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一文，網路間稱之為《七不講》，即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共產黨歷史錯誤不要講等等。當時高瑜獲取到這份檔後，手工錄入併發送給海外媒體。
而有消息指這一所謂的秘密檔早已不是秘密，去年湖南某地一位宣傳部官員早在八月前就放上網，當時還被全國通報批評。而本台記者查詢到有關“七不講”的內容更是早在去年五月就被民間廣泛熱議。
高瑜的好友林先生週四向本台表示，抓捕高瑜是當局整肅她的藉口：純粹是一種藉口，高瑜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時，很高調的談到“六四”，直接向習近平喊話，希望他向他父親（習仲勳）學習。他父親當年就是因為反對（鎮壓）“六四”而被請出去。所以洩露國家機密就是一個藉口。這樣說，習近平是絕對不能夠得罪的，看起來非常小氣狹隘。我看高瑜的情況非常不樂觀，我把話放在這裏，高瑜大姐很可能面臨著再次判刑，可能是依照洩露國家機密罪最低下限判刑。
高瑜今年70歲，曾在中國新聞社工作，1989年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同年6月3日被捕。1990年8月28日獲釋。而1993年10月2日，再次被捕，經過秘密審理，1994年11月9日，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將其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1999年2月15日，她被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獲釋。
上海律師張雪忠週四上午在微博撰文，質疑當局對高瑜的指控，他表示假若高瑜因公佈去年的“9號檔”，將不構成犯罪。他質疑政黨檔不應當視為國家秘密，黨員沒有保密的義務，公民更是如此；此案涉及的檔也不屬於《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範疇。
張雪忠週四下午向本台分析：現在還不瞭解案件的實情，但是根據外界的推測，她只是公開了一個政黨的檔，這個並不構成犯罪，有一個前提就是，這個資訊是屬於國家機密。如果外界說法是這樣，那高瑜公開的“9號檔”不是國家機密。
曾被中共指控間諜併入罪的香港媒體人程翔向法國廣播電臺表示，高瑜獲得檔並進行披露是記者的本職工作。還稱檔“事關公眾利益，披露是應該的，豈何入之以罪！”
（特約記者：心語 / 責編：林迪；申鏵）
關於記者高瑜被刑拘的聲明（鮑彤）
年逾七十，以直言飲譽國際新聞界的記者高瑜女士失蹤時，我曾發表聲明，指出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在危險中。我說過，如果她陷在非法組織手中，將不能不使公眾對政府保護公民安全的有效性發生懷疑。我也說過，也許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門的監控之下，那就更不能不使公眾對這一部門工作的合法性產生懷疑。
現在終於水落石出：高瑜就在政府有關部門手中。實施刑拘但又逾期公佈，這一事實已經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定。這是就程式法而言。
就實體法而言：據新華網訊，有關部門刑拘高瑜的理由，是她向境外媒體“洩露國家機密”；另據多家媒體報導，她涉嫌“洩露”的所謂“國家機密”，乃是中共中央去年的9號檔。這就奇了。政黨的檔怎麼能夠被定為“國家機密”，誰有權做出這種離奇的決定？這是一奇。高瑜不是黨員，“保守黨的機密”對她沒有約束力，她連黨紀也無從違反，何來“洩露國家機密”？這是二奇。中共不是秘密黨，不是地下黨，早在1949年該黨中央就作出了《關於公開黨的決定》，難道至今還在進行什麼不可告人的活動？這是三奇。人們常說有軍事機密，經濟機密，但9號檔據稱是講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居然成為“國家機密”，不僅是奇，簡直是滑稽之極，這是第四。當然，也可能那個檔不是正確的，而是錯誤的，傳播出去是會禍國殃民的——如果不是這種情況，高瑜為中共傳播資訊，何罪之有？如果這個檔確有嚴重錯誤，有損黨的形象，則理應由檔的起草者和發佈者負全責，現在有關部門卻嫁禍于記者，懷疑記者有罪。請問，如果收集和傳播資訊有罪，哪里還有記者的存身之地？這是五奇。
因此，我呼籲國人，特別是輿論界和法律界的大德先進，密切關注本案動向，避免本案的審理被迫滑入無法無天的邪路，應該轉而使它沿著憲政和法治的方向健康發展，則共和國幸甚，人民幸甚！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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