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魯迅
市民與政府素質的反差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提筆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五·四」青年節的早晨，慣性思維的使然，想到了魯迅先生和他的名言。
想到了剛剛過去的「五·一」，以及「五·一」那天澳門市民上街遊行時，「新聞自由」是受到了政府的「依法保護」 還是「依法破壞」？記者的人身自由是受到了政府的「依法保護」還是「依法騷擾」的混沌故事……今年澳門的「五·一」，如同往年「五·一」一樣，市民街頭彙聚，標語、旗子滿天飛，口號、喇叭震天響，一派「年年歲歲花相似」的熟悉景觀。唯獨不同的是，市民街頭訴求呈現出了理性和多元，給人的感覺是，多了成熟、獨立思考；少了浮躁、人云亦云，盡顯「歲歲年年人不同」的進步與變化。
身為行政會發言人和街總領袖的梁慶庭先生也認為：「五·一」遊行在和平、理性的情況下進行，對整個社會是件好事，參加居民分別從教育制度、民生、通脹、勞工等方面提出各種訴求，反映在經濟及社會發展多樣化的環境下，本澳社會的訴求也更趨多元化。
單從這個方面來說，毫無疑問，市民理性表達訴求的素質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但政府，在對待每年一度的「五·一」市民遊行之表現時，又是怎樣呢？
許是好心做壞事的問題，導致出了現場警察涉嫌圍堵記者進行現場自由采訪，甚至惡言相向，拳腳揮舞的自毀形象事件。
為此，一貫捍衛新聞自由不遺餘力的「旗手」大佬，也是澳門知名的時事評論員、科大副教授譚志強先生，就發出了強烈譴責警方相關行為涉嫌違法《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的維權聲音。以及他批評相關方面不容許記者太自由採訪，其拙劣的手法凸顯當局無知。他並且表示注意到「本澳言論自由出現收窄的趨勢」。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亦及時站立出來，發表了「強烈譴責警權霸道‧粗暴侵犯合理採訪權」聲明。
東方生先生就在《正報》發表「始而怒 繼而驚」的評論說：政府於「五·一」遊行前夕宣佈設立「傳媒採訪區」……其實就是為了警方需要時「封鎖消息」……要知道民主自由社會新聞自由絕不容幹預，也唯有在記者享有充分的採訪自由，人民才能有足夠瞭解社會的資訊，判別是非……歷次遊行，警方都只「依法破壞」，針對的是遊行群眾及組織者，今次竟連記者採訪也封殺……動輒打壓的念頭。在日漸走向公民社會的今天澳門，警方若不改變思維，遲早必出亂子。
而澳大新聞學者林玉鳳表示：警方即使以傳媒安全為由，以人鏈方式包圍記者及限制記者的活動範圍，亦只是有理由為傳媒設定採訪範圍，但有理由和有權力是兩回事，故警方沒有任何權利，於公眾場所限制和阻撓記者接近採訪對象，記者亦有權在有關區域內進行任何採訪行動，及有權到採訪區外的範圍採訪。
她批評警員於有關範圍內，採取任何喝止及動粗的方式阻撓記者採訪，均完全違背警方聲稱的尊重新聞自由。
無需贅言，此次事件中市民與政府素質的反差有目共睹，政府是繼續抱著「打壓」的陰天心態繼續下去，還是敞開胸襟擁抱陽光與市民和新聞自由為友，是值得每一個人思考的問題。
無冕之王與第四種權力的社會職責人類世界有很多可愛之處，當他製造出幽默的時候，就顯得更加可愛。
眾所周知，自從秦始皇發明「焚書坑儒」和司馬遷承受腐刑以來，世界各地已經有很多文人和記者，或者被「有冕之王」和「公權力」用「誹謗」、「詆毀」、「污蔑」、「濫用出版自由」等罪名「折騰」的身心疲憊；或者成為了政客發動的戰爭中的烈士。
結果，有人為了鼓勵他們，只是慷慨大方的拿出了「無冕之王」和「第四種權利」來加以鼓勵記者和供養記者的媒體。
但是，他們直至今日的生存現狀，如何呢？
《南方都市報》曾經有篇題為「公民維權就是在履行監督責任，媒體對政府的監督還不夠」文章，文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副教授、律師周澤做客嶺南大講壇，與聽眾就公民維權進行交流：「公民社會的成長，有賴於媒體和公眾行使對公權力進行監督的職責，需要全體公民積極行動起來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當前媒體對政府的監督還不夠，部分官員對媒體監督持抵觸甚至打擊報復的態度也不對……媒體監督政府的權利應該得到保障，記者對官員的監督，其實是在行使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是很容易受到侵害的，因為權利面對的是公權力，公權力很容易被濫用。任何人的公民權利受到侵害時，都意味著對我們的損害。 「公民其實是很有力量的。只要我們去爭取，不合理的一切都可能被改變。儘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遭遇到很多的誹謗，甚至可能付出代價，只要我們去努力，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取得成果的。」文學評論家何西來先生在談論報告文學時說過：「以其新聞性和紀實性，貼近現實人生，始終站在改革開放潮流的前沿，反映人民普遍關心的各種熱點問題，歌頌那些或砥柱中流，或埋頭苦幹，或敢為天下先的英雄人物，為他們樹碑立傳；同時也揭露那些醜惡的、腐敗的、陰暗的、阻礙歷史發展的東西。」《第四種權力：一個記者的暗訪生涯》的作者辰光先生在書中寫到：「一個社會，不管它多麼物欲橫流、拜金媚俗、道德淪喪，但媒體必須永遠保持著清醒和良知。媒體必須永遠能正確地指引著社會前進的方向，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美的，什麼是醜的，什麼是值得歌頌的，什麼是需要鞭撻的。許多人會用純真的善良去面對最黑暗的事物，而記者能做的就是，在他們面前樹立起一道屏障，讓善良永遠不遭受邪惡的傷害，讓真誠永遠不受到無謂的欺淩」。
中國的主流媒體之一《南方週末》也為此說：「沒有什麼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正義的號角，當你面對蒙冤無助的弱者。當你而對專橫跋扈的惡人，當你面對足以影響人們一生的社會不公，你就明白正義需要多少勇氣，正義需要多少代價」！
由此可見，監察政府，監察社會，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鞭打和揭露一些妨礙社會安定團結的不當行為，幫助人民大眾維權，捍衛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是記者出版傳媒的職責之一。
但是，「五·一」遊行期間，為了履行職責到現場採訪的記者，也就是那些「無冕之王」們，卻受到了澳門政府的另類對待。
由此可見，無冕之王與第四種權力有時在履行自己崇高的社會職責時，其「王氣」和「權利」，好像被政府視為眼裡的一粒沙子。
感覺，這種錯誤的思維與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汪洋、劉蕓山等關於政府應該積極的接受監察監督的論述，背道而馳。
好在，澳門的記者和傳媒中，還是有好多誓言捍衛新聞自由和職責的優秀者。
三月二十六的《澳門日報》刊發過一篇題為「把澳門故事講下去—訪澳門日報社社長李鵬翥」的文章，文中最後一個小題目是：「反映社情監督政府」其中寫道：「這位年過七旬仍親力親為堅持上夜班的老報人表示，《澳門日報》在市場運作中不忘承擔歷史使命、社會責任，繼續為推動祖國的公義和進步貢獻力量。」假設，傳媒和記者們都能做到李鵬翥社長所說的那樣，致力于自己的職業職責，那么，他們就具有魯迅先生所說的「脊梁」價值。
而這種價值，是值得澳門政府去認真尊敬和真心愛護的。
□ 許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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