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五天在峇里島的所見所聞，絕對點滴在心頭：記者的「不識大體」、「不守規矩」、「不懂禮貌」，實在是給香港特區政府迫出來的。
在梁振英先生開記者會，公布自己與阿基諾三世見面、為人質事件取得「一點進展」之前，我曾與新聞官閒聊，隨意的問了一句：「梁先生沒有跟其他地區進行雙邊會面，呵？」
「沒有啊！」
記者會後當然要追究：「我不是問過你有沒有其他雙邊？你又說沒有；現在說謊的是梁先生還是你本人？你叫我們以後怎去信你們？」
「你有問過嗎？我記不得了，又或許你問的時候我聽不清楚啊！」
「你聽不清楚又口輕輕答我？都不跟你追究說過了，現在問會面有沒有照片？有圖有真相，怎麼可能照片沒一張？連手機也帶不進去？」
「照片及錄影確實是沒有，因為雙方協定不可以帶任何攝影器材內進。對，連手機照片都沒有一張。」
只是二十分鐘，我手中就拿菲律賓總統府發放的影片，馬上在香港播放；還獲悉之前一晚，當梁先生聲稱還身處領導人晚宴時，阿基諾三世已經與菲方記者舉行茶敘，言無不盡的詳細交代會面內容。
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
梁先生總說要坦誠布公，我們看到的卻是藏頭露尾。當自己的政府公開一次又一次撒謊時，冒犯權貴的每事懷疑、每事質問，是媒體最基本的責任；而當連最基本的資訊，也變成國家機密一樣般處理，又怎能怪記者採用非一般的手段去探求事實的全面真相？
「究竟會面的確實時間、地點、歷時多久，請你替我查清楚，好嗎？」九點鐘提出的質疑，結果是三個小時後，新聞官的電話一直沒人接，要待以短訊致最後通牒：若果你們還是不答，我唯有報道「特區政府拒絕作答」……
十分鐘後，我收到這樣的一封電郵：「就閣下的查詢，特首辦現回覆如下：行政長官已於會見傳媒時回答有關問題，沒有補充。」
連這樣簡單的問題也閃閃縮縮不願回答，特首辦又怎能怪記者以菲方消息為依據，去質疑梁先生將會面歷時和成績大量灌水？而後來政府匿名向媒體埋怨「被暗算」，為何大眾的反應會並不同情？又為何菲律賓媒體引述梁先生謂人質事件「應該放下（put behind）」，媒體和大眾會認為這比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先生更為可信？這些問題，要怪的是香港記者，還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地嚴控新聞發放的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對港媒的敵意與輕視
作為一個甚少在香港與對口官員接觸的記者，在這次旅程目睹政府對自己香港媒體的敵意與輕視，對比菲律賓與台灣兩個團的和洽，不能不說十分驚訝感慨。
十月五日下午，梁振英先生抵達下榻酒店，香港記者被強行帶走，不許拍攝。
把我們帶到梁先生下車處、一直笑容滿面的酒店工作人員，接到一個電話後，便180度態度轉變：「對不起，香港政府說沒有安排，基於保安需要，你們不走我們就替你把器材取走。」
「我們明白這裏位置不多，同意只留下一位攝影師只拍鏡頭，再分予其他媒體；你請香港政府的同事和我們討論，好嗎？」
神秘官暗角 電話遙控清場
半個小時的討價還價，那位下命令的特區政府官員，從來沒有紆尊降貴的露面跟我們解釋，只是站在酒店的暗角，以電話遙控整個清場過程。而待那位對外訪毫無經驗的新聞官抵時，也只能經電話與那位神秘的官員說了好一回，再拋下一句如下：
「他們說不安排拍攝是一個慣例。」
本台派員跟隨領導的採訪確實不多，但筆者在行業中十多年，也叫跟隨過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董建華曾蔭權外訪：守候酒店的記者或許不能叫嚷問題，但連安靜拍攝也被禁止，這樣的排場是首見而非普遍；且梁先生也只是第一次以特首身分，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慣例」何來，至今我還是搔破頭皮也不得其解。
「梁先生現在並非休假旅遊，而是使用不算小數目的公帑，代表香港參與一個國際會議，有責任向納稅人交代工作的情；我們不是不顧保安考量，也願意協調拍攝安排，為何下決定的人不屑向我們交代，只讓一位新聞官作傳達？」可憐的新聞官，這次主要的存在意義，就是一面誠懇接受我們的投訴，然後一臉無辜的表示愛莫能助。
我總覺得，梁先生和他的團隊，總以為媒體是無事挑事的麻煩製造者，所以與我們對口的部門，所謂提供的協助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完全以幫倒忙、封鎖消息為目的；而結果是「怨災及其身」又怪得了誰？
「三個字，拭目以待」
從小節看全局，梁先生最後特地往機場，送別離開峇里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我肯定特區政府與中國代表團是有聯繫的；那為何我與中國團的新聞官打招呼時，他們要反問我香港特區新聞官的聯絡方法？翌日還要跟我埋怨其電話一直沒人接，委託我通知其他香港傳媒中國團的記者招待會？幼承庭訓「壞人衣食如殺人父母」，但遇到這樣「幫到手」的新聞官，我實在是不吐不快，亦不能不懷疑委派任務的高層居心何在。
回港後得悉特區政府或委任馮煒光先生為新聞統籌專員；經過峇里一役，我並不覺得奇怪。模仿馮先生熱爆面書的造句：「三個字，拭目以待。」
文 × 蔡淑儀 有線電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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