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被譽為「第四權」、「無冕皇帝」，事實上，他們只是「無免皇帝」，在現行《出版法》修訂文本中，記者沒有豁免受刑責的代替條款，反而一旦觸及「機密」的報道，就可能要在《刑法典》的罰則基礎上再加刑三分一。記者，其實也是人，人都有犯錯的可能，問題是犯錯的動機是甚麼。偷拍是不對的，但如果偷拍的大前提是揭示黑心食品工場，那你怎麼看？別人的私隱是應當尊重的，但假若有高官以公帑僭建大宅，這時私隱的絕對性又在哪裡？世事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記者，但也不應該有絕對和「有罰無保障」的法例。如果嫌繫著腳鐐跳舞未夠「精彩」，可以脫去「鐵腳」的鞋，放在薄冰上跳至最後一口氣，只要旁觀者高興。
局長，可以不脫我的「衣服」嗎？
作者／凡斯
「飲啦飲啦，呢杯香爐灰水只喺用來治鬼而已！飲落去對身體只會有益，怎麽會有害呢？飲啦飲啦，一定無事的，雖然最後有無事，由醫生話事，唔喺由我決定，但我地真係已經向滿天神佛問得好清楚，呢杯香爐灰水，只會更好地保障健康，我不明白你們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六場諮詢會結束後，筆者只記得廟祝公……不對，是新聞局局長陳致平所表達的意思是如此這般。
政府就《出版法》修訂建議草案進行的六場諮詢會已經全部結束，然而就筆者觀察，諮詢會上，原本應該負責收集意見的新聞局局長陳致平，以及其他政府代表所發言的時間，比新聞業界以及市民所發言的時間還要多，有誰還敢說政府官員不作為呢？然而，即使陳局長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地解釋部分爭議的條文，但新聞業界及市民始終無法信服。這為何總是要找局長麻煩呢？
天花龍鳳任你吹 政府意見不代表法院
《出版法》修訂建議草案中，「機密」定義成為爭論焦點之一，陳致平局長說有關何謂「國家機密」，「政府機密」已經有清晰的定義，他們亦向法律顧問諮詢過意見，新聞業界無須擔心，該條文內容實質上是保障新聞工作者，而非針對新聞工作者。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政府資料早已「泛機密化」，這只有政府「清晰」知道的「機密」定義，始終難以信服。澳門現時既無《保密法》，也沒有《資訊自由法》，所有的「機密」只由政府依據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法律所決定。即使政府濫用「機密」，亦無任何法定的相關處罰。
然而，新聞工作者卻要冒上犯法的風險去處理蓋有「機密」的資料，這無疑會對新聞工作者在心理上已經造成嚴重壓力，要知道新聞工作者透過媒體犯罪，刑罰可要比一般人高出三分之一！雖然對於「機密」文件有疑問，可以交由法院判決，然而，新聞最講究的就是時效性，根本不可能事事都等法官判定，傳媒無時間亦無資源糾纏在繁複的司法程序，這同時亦嚴重損害了市民的知情權。
陳致平多次表示，相關條文已經解釋得很清楚，絕對不是針對新聞工作者，反而是保障新聞工作者，他不明白與會者到底還有什麼疑慮。但是他亦表示，若果他日對簿公堂，政府的意見不能代表法院，最後還是要交由法官判決。也就是說，任憑陳致平局長「吹」到天花龍鳳，但最後政府意見不代表法院！試問，這樣的解釋如何能讓新聞工作者放心呢？
「只刪不增」 變成有義務無保障？
另外，新聞局強調今次修法的原則是「 只刪不增。」然而，《出版法》的修訂諮詢文本中，傳媒發現到，原本對新聞工作者有保障的條文，包括以「罰金代替刑罰」，以及「不罰」等條文，只刪不增。陳局長一再表明，刪去的這些條文，在《刑法典》中已經涵盖了相關內容，刪去只是為了使得《出版法》不那麽累贅。然而，傳媒若果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時，其處罰是刑法的法定刑加重其最高度的三分之一。倘若罪成，那是動輒就上十年的刑罰，試問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陳致平局長也表示過，這部分的內容在《刑法典》中亦同樣涵盖，然而，這部分的條文，一直為傳媒所詬病，原因是其刑罰極其苛刻，以及不合情理，為何在《出版法》中卻又保留呢？這樣厚此薄彼，仿如要傳媒有義務無保障，又如何體現修法原則的一致性呢？
值得注意的是，當法官根據《刑法典》判刑時，會根據案件的情節輕重，「可能」向被告判以緩刑、罰錢或監禁等，但「可能」並不等於出版法中的「可以」，如果今次的修法，刪去了上述條文，日後新聞工作者要對簿公堂時，便失去了這個救命法寶！澳門不像其他自由開放的地區那樣，傳媒可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也就是說記者可以為「公眾利益」犧牲，而「公眾利益」卻無法保障記者，這也是澳門缺乏調查性報道的主因之一。
陳致平局長連場諮詢會一直強調，沒事，放心，刪不刪去都一樣。這對局長來說當然一樣，因為陳局長永遠不會喝上這杯「香爐灰水」，永遠不會有機會犯上相關法例。修法與否，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然而，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這是至關緊要的救命法寶！既然，陳致平局長亦曾經表示，相關條文刪不刪去都一樣，那麽為何又非刪去不可，非要讓整個傳媒業界人心不安呢？
冷死傳媒非陽光政府之舉
新聞工作者，一直被形容為「戴著鐐銬舞者」。現在面對這雷區滿佈的《出版法》，更是猶如在冰天雪地下，戴著鐐銬起舞，如果上述的保障條文都刪去的話，新聞工作者更是連一件禦寒的衣服都沒有。
作為前線新聞工作者，筆者只覺得被脫去「不罰」這件衣服，除了可能讓新聞工作者起舞時「更清涼性感」之外，對新聞業界毫無好處。既然局長也曾說過「唔刪唔會死嘅」，那麽就請局長讓我等新聞工作者穿回這件衣服吧。陽光政府應該是把溫暖送給澳門的社會各界，而不是要冷死傳媒。
為誰冒險為誰亡？
作者／小花
《出版法》由1990年8月頒佈至今，已接近23年，原文本中訂定要設立的「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因業界擔心官方色彩甚濃，因此多年來一直未達成共識。在2010年特區政府重新啟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修訂時，在一片業界和公眾的爭議聲中，當局最終決定在更新的諮詢文本中，刪去設立「出版委員會」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官方規定，改為由業界自行商討，此舉被視為業界反對官方以組織層面拑制新聞自由的一個里程。
三年貶眼過去，新聞局再重提《出版法》修訂，今次甚至打正旗號「只刪不增」，以為可以對傳媒工作者大派「定心丸」。可是看真一點，才發現只刪不增是真的，問題是刪除了的更多是原文本中對傳媒工作者的保障，包括刪去「初犯」和「以罰金代替入獄」的條款；但同時，卻保留刑罰在現存《刑法典》的基礎上加重三分一刑期的條例；另一方面，部分條文雖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卻原來已默默地「更改了包裝和樣式」，當局解釋是與時並進的行文修飾，我們且不爭論這個。
文本中另一個重點爭論的「戰場」，就是對於澳門開埠以來都含糊不清的「機密」定義，澳門既沒有釐定機密文件的《保密法》，也沒有像鄰近地區乃至西方國家的《公開資料守則》或《資訊自由法》，一般傳媒向政府機關查詢一些應該視為公開的資料時，已遇到重重障礙，更何況，「機密」一詞在文本中一直沒有清晰介定。不過，一旦媒體或記者涉嫌取得甚至報道相關的「疑似機密」或「疑似國家機密」，卻分分鐘同時觸犯了《國安法》仍懵然不知，這動輒可以坐監十年八載，不是開玩笑的事！
其中一個最惡劣但也很可能發生的局面就是，根據現行《出版法》修訂文本的條例，如果一個資歷不深的記者，無意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國家機密」而且作出了報道，他可能已觸犯《國安法》有關「竊取國家機密」及「公開國家機密」兩項罪名，相關刑罰是二至八年徒刑，如果再套用在《出版法》，即會在現有的最高八年加八年的徒刑上再增加三分一刑期，即總共二十六年以上徒刑，且因為沒有「初犯」和「以罰金代替」的豁免法則，這位新進記者，有可能大好前途就要斷送在監獄當中了。
雖然新聞局一再重申，《出版法》針對的是所有人，不是只針對記者，但其實眼看新聞局舉辦的五場公開諮詢中，四場都是面向傳媒業界，已可見到底《出版法》有沒有針對性。如果說駕駛法例，不是針對職業司機，因為所有人都可能會開車，那就真的在侮辱使用率最高、干犯風險最高的職業司機了。
當局一再強調要更好保護新聞從業員，但前線記者對於那份「保護」卻「受寵太驚」。情況猶如爸爸一方面說要更好保護孩子，卻先沒有清楚告訴孩子，房間哪些是電插頭，哪裡不是，其次又沒有提供給孩子一個膠手套，以防一旦誤觸電插時可以避免受傷，卻，當孩子真的觸電受了傷之後，爸爸更要仗打孩子多一點…… 這樣的父母，這樣的保護，似乎我們未能理解，也恐怕「無福消受」。
不過話說到底，最心痛的還是公眾對《出版法》修訂的不聞不問、冷眼旁觀，甚至「落井下石」。不少市民，甚至包括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經常將傳媒和「狗仔隊」一概而論，將記者視定洪水猛獸，認為記者動不動就會偷拍、翻人垃圾箱以及誣蔑陷害忠良的一群，因此即使當《出版法》對媒體組織乃至記者個人進一步收緊言論和新聞自由時，有不少人會表示讚好，恨不得傳媒個個規行矩步就能天下太平。現實是大家可能看得太多八卦雜誌，或忘記了真正的傳媒到底在為誰冒險為誰亡？如果不是為了公眾利益？如果不是為了揭示更多社會不公？如果不是為了捍衛公眾知情權？這個社會再也不用有記者。
還記得年前轟動一時的「十墓地」事件嗎？要不是有人冒著洩露「機密」的危險披露內部文件，公眾又如何得知當局墓地批給牽涉如斯大的利益漏洞？假設《出版法》今日削弱記者保障的條款，卻保留加重的罰則，又容許不清晰地限制記者接觸資訊的來源時，很快，小城就「天下太平」了，因為，再沒有條件，再沒有空間，再沒有信心，可以讓記者繼續為公眾的知情權戰鬥下去。
《出版法》修訂爭議條款，魔鬼在細節裡
作者／葫蘆
對於新聞局今次提出修訂《出版法》，建議草案的諮詢文本之所以引起爭議，主要問題是當局一方面保留了對傳媒嚴苛刑事處罰條款，另一方面卻刪除了原文本對新聞界保障的原則條款，這樣做成令傳媒未來極為不利的處境。而嚴苛的刑罰條款就誠如架在傳媒頸上的一把刀，導致效果就是令到新聞言論自由受損害，以至直接影響到本澳表達自由，以及巿民知情權。若此，那新聞局宣稱今次目的是「以進一步保障本澳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卻是背道而馳。至於前線記者所憂慮修法的「魔鬼在細節裡」，列舉如下。
（一）建議草案第五條「接受資訊來源的自由」，其第二款有關傳媒在四種情況下被中止接近資訊來源的權利，其中b項和c項對傳媒新聞採訪自由甚為不利。因為一個簡單概念，所謂的接近資訊來源的權利被中止，那就是在客觀上對新聞採訪自由的權利行使做成妨礙，故此理應在今次修法刪除：
(1) b項「有權限的實體視為國家機密的事實和文件」，道理很簡單，因為在現行《維護國家安全法》中第五條「竊取國家機密」，已經有嚴格規範了。不應該在出版法再對傳媒作出不合理的限制，否則將會對新聞和言論自由做成進一步的收緊。
(2) c項的「法律規定為機密的事實和文件」眾所週知，政府的文件或事實，正是傳媒取得資訊的重要來源，尤其可能涉及不法、不規則、不合理等，譬如十幅幕地事件，正是傳媒獲得文件，才可揭露這事件的真相。
再者，現時並沒有專項的政府保密法，顯然，對公權力的要求是必須依法施政，在沒有保密法下政府憑什麼合理原則來將某些文件或事實列為機密？當局解釋，「關於機密的規定則分散於本澳各種現行法律、法規的條文中，且均對機密有明確界定」；其中還列舉了相關事例，包括「公職人員通則對公務員保密的要求外，身份證明局、金管局、統計局、民航局等組織法有具體要求人員必須保密的資料；博彩批給制度則明確指出競投標書內容屬機密文件」。然而，這些規範只是針對公職人員或相關部門的人員，故不應用作來規範傳媒。
還有，機密在政府部門幾成濫用狀態，最喜歡在文件上蓋上機密，甚至有諮詢委員會成員直指，由於當局提供文件都列為機密，令他們亦難以向所在社團徵詢意見，更遑論向社會公開作表達意見。
（二）建議草案第二十六條「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新聞局表明今次修法的原則係「只刪不增」。然而，現在草案第二十六條其實是對現行出版法第二十九條「濫用出版自由罪」作出了修改，這是一項新訂立的罪行，顯然不符合今次修法原則。如果當局堅持作出這項修改，那就必須同時加入傳媒「得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 的保障條款。
而更大危險是該條款可謂是架在傳媒頸上的一把刀，其規定的傳媒如果「損害受刑法保護的法益之行為」，就即屬觸犯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要強調是，受刑法保護的法益甚為廣泛，此舉將令傳媒動輒得咎，以致處於如蹈水火的艱險處境，以至如履薄冰般戰戰競競的狀態，實不利於新聞自由。故應刪除。
（三）建議第二十九條「主刑」。該條款規定，傳媒如果觸犯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時，其處罰是刑法的法定刑加重其最高度的三分之一。這樣處罰極為嚴苛，完全不合理。事實上，刑法對每項罪行，都有其明確的刑幅，如果傳媒觸犯了相關罪行，根據刑法已比一般人觸犯的刑期有所增加，那就依照該刑罰，由法官作出適合的量刑。但為何要在法律上規定對傳媒作出罪加一等的更高刑期處罰呢？在傳媒頸項架上這把刀子，用意何在？是否製造寒蟬效應？而這樣針對性的加重刑罰的理據是什麼呢？
還要指出的是，出版法在一九九三年制定時，本澳刑法典尚未本地化，當時施行源自葡國的刑法典己是逾一百年歷史，本身不適合社會實況，故出版法在刑罰方面有多項規範。然而，在一九九六年制定了刑法典，進行了本地化和現代化，而且亦處理了傳媒如觸犯相關罪行會被處以加重刑罰的情況。例如在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七條「公開及詆毀」，對傳媒觸犯誹謗或侮辱罪時，行為人會被處最高兩年徒刑；（ 但一般人若觸犯誹謗罪只處最高六個月，若觸犯侮辱罪只處最高三個月）。而在一百九十二條「加重」也規定，如果是透過傳媒作出事實是觸犯了「侵犯受保護尹p人生活罪」中多項條款，其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由上述顯見，本澳刑事政策上，對傳媒刑罰是有清楚規定，明文訂定了那些會被刑罰的罪行。但在建議草案的刑罰範圍甚廣泛：「損害受刑法保護的法益之行為」，換言之，不只刑法典，更包括所有刑法，一旦透過出版品觸犯了刑法保護的法益之行為，那新聞工作者就要面對刑事處罰，可謂是陷阱處處，誠如俗語所形容的「死咗都唔知咩事呀」。這樣惡劣的、對傳媒毒辣的條款，理應刪除。要強調是，即使刪除這條款，傳媒若觸犯了明文規定的罪行，透過刑法典是完全可以作出處罰的。
（四）現行出版法中第三十四條有關對初犯者給予「以罰金代替監禁」、第三十六條規定的兩種情況下對傳媒「不罰」、第三十五「事件真實性的證明」第一和第二款，這三條條款是作為對傳媒保障的條款，更是原有出版法立法原意的原則性條款，但草案卻建議刪除。然則，若被刪除，那出版法則失去平衡，更損害到傳媒的權利。因此，基於為確保出版自由的宏旨攸關，應該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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