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法修改 社會未經充分討論 強作民調沒意思 (《正報》，01/12/2011)

【本報訊】政府強行修改《出版法》、《視聽廣播法》，由新聞局聘請一間公司展開商議式民調，備受批評和質疑。雖然，該公司一而再發出新聞稿，宣傳其民調有何優點云云，然而，澳大傳媒系副教授劉世鼎指出，非常專業的、複雜的議題不適合展開民調，反而，更需要是讓社會，尤其是業界的公開廣泛討論。他也指出，外國已對民調有很多批評，原因是它容易被政治和經濟利益操控。

不是所有議題都需做民調

新聞局以三百五十多萬元委託易研方案 (澳門) 有限公司進行修改《出版法》、《視聽廣播法》的商議式民意調查，已有傳媒團體發出聲明反對。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昨日接受訪問時指出，進行民調之前需要先釐清議題的本質和內容，非常專業的、複雜的議題可能不太適合展開民調。他說：「不是所有的議題都能夠拿來做民調，不是所有的議題都需要做民調。」

「這麼重大的，牽涉到《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所保障的言論的自由，表達自由的問題，我們需要社會各界對法例的問題，有充份的透明的訊息，而且，要讓公眾要事先去討論，去表達不同的看法。」劉世鼎注意到，在十二月四日的商議式民調舉行前，社會就修法的實質討論較少。他說：「未有經過意見的陳述，不同意見的交換，甚至是討論、辯論，真正的問題沒有辦法浮現。」

學者對「實驗室方式」民調有保留

是次商議式民調的進行是參加者閱看一份「平衡資料」後填寫一份問卷，經過六小時的小組討論和大組答問後，再次填寫同一問卷，加上午飯及其他行政程序，九個小時不能離開舉行民調的學校。對於短時間的、實驗室方式的民調的效果，劉世鼎有所保留，他認為，商議式民調「可能沒有辦法，真正把不同的意見能夠有效的反映，也不能把意見的深層意義挖出來。」

要業複雜議題問民眾會得何結果

新聞局早期的公布指出，政府將會因應首階段的方向研究結果 (文獻研究、民意調查) 草擬法律文本。劉世鼎質疑：「非常專業的問題，牽涉到非常法律的問題，去詢問一般的民眾，這樣得出的結果，是不是有效？這樣的結果是不是能夠拿來作為一個參考，甚至是修法的一個依據。」他提醒：「如果民調變成一個唯一的施政標準，就會出現很大的爭議了。」

民調易被政治經濟利益操控

劉世鼎表示，涉及傳媒工作者和機構負責人的法例，很重要的是先了解他們的不同看法，因為，相關法例正是約束他們。他也指出，民調確是國際時常採用的方法，但是，各國已有很多批評指出，「民調容易被政治和經濟利益操控」，民調的公正性在外地受到很大的質疑。他指出，在外地，每個政黨，每個團體，每間公司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展開民調，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林玉鳳：保障不能少於現在
【本報訊】政府在未公開廣泛諮詢新聞界的情況下，強行啟動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進程，澳門大學傳播系系主任林玉鳳指出，最重要的原則是修法後的保障不能少於現有的。不過，她認為，除了小修不合時宜的條文外，似乎未有需要大幅度修法。她也指出，參照外國的新聞史，業界起初成立新聞評議會只是為了自我提升質素，不是由於有意見要求監管新聞界而成立的。

澳門大學傳播系系主任林玉鳳指出修法的最重大的原則：「一定是在修訂法例之後，對新聞自由的程度、對出版的保障不能少於原來法例的規定。」她強調，若現時已有的保障在修法後被收緊，那是不能接受的。她指出，現時的法例引用較為寬鬆的歐洲標準，但是，也有一些條文 (如：冒犯澳督等) 跟不上時代，所以，實在有需要小修改，又稱「文本更新」。

「我們沒有一個全民關注的案例，涉及新聞工作者的不當手法。糾紛有沒有？有，有不少的。我覺得那些糾紛需不需導致修改法例呢？似乎是未需要。」林玉鳳表示，本澳又沒有「狗仔隊」，又不流行外國小報的不道德編採手法，故沒有很大需要。她指出，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的條文內關於誹謗等罪行，為新聞界是較嚴苛的，對新聞自由造成較大影響。

新聞評議會沒需要可刪除

按了解，將要展開的修改《出版法》民調的三大主題之一是要否設立監管的委員會。林玉鳳指出，官方色彩的委員會的最大問題，是不知道官方何時利用委員會來打壓異見者和不服從的機構，令他們喪失監察政府的功能。林玉鳳說：「當年，就算政府放在《出版法》附則的新聞評議會，如果經過很多年，我們沒有成立，又覺得沒有需要，現時又覺得官方的不適宜的話，那就在修法時把它刪除。」

評議會目的自我提升非監管

林玉鳳指出，外國新聞界組織評議會，是基於行內競爭激烈而出現不規範情況，其時，業界人士為了重新贏取公眾的信任，便草擬、公布及遵守同業守則。她強調，那類組織的起始是「基於傳媒主動提高自己專業素質而做的，不是基於有人覺得要監控，是行業自我提升的工作」。她表示，有些美國的大型傳媒機構不加入評議會，自行制訂記者守則，工作者受到公司內部監管。

政府圖修改兩傳媒法 學者批評欠理念方針 (《現代澳門日報》，01/12/2011)

【本報訊】政府在社會未有充分討論和了解之下，煞有介事倉猝提出修改《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連經常被政府拿來做擋箭牌的「共識」都未有，便在質疑聲中耗用三百五十萬元公帑展開封閉式民意調查，令人不得不懷疑背後動機是想拑制言論和新聞自由。有學者批評今次修法的理念和方針不清不楚，任何立法都需要讓公眾知情，政府有必要解釋清楚修法的基本原則和動機，這是對社會負責任的一種表現，亦是消除社會疑慮的最好方式。而民調本身不太適用於專業性議題上，政府需要做的反而是聆聽傳媒工作者不同的意見，讓社會有足夠時間深入討論，否則適得其反。有關出版委員會如非必要就無需設立，修法後對新聞自由程度或言論出版的保障更不能夠少於原來法例規定，才能保障公眾權利。

動機未明令傳媒疑慮

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表示，政府突然提出修法，但未有清楚交代動機和想法，引起新聞工作者疑慮。一般民眾對相關法規內容更是不清不楚，怎麼提出意見？他指出，任何立法、施政，都需要讓公民知情和瞭解，惟今次修法一直都無一個清晰的理念和方針。政府部門有必要解釋清楚修法的基本原則和動機，這是對社會負責任的一種表現方式，亦是能夠消除社會疑慮最好的方式。他又稱，條文中提到的處罰條例，特別是針對誹謗、冒犯當局的部份，是有爭議的，新聞機構和工作者與每一個市民一樣，都是受現行法律規管，若涉及侵犯私隱、誹謗、及蓄意發佈假消息等行為，也需負上法律責任，形法典中已有規條，無需再多設立一個法律來針對傳媒。

專業性議題應聆聽業界意見

劉世鼎稱，至於政府委託私人機構進行民調，首先要清楚知道並非每個議題都能或需要做民調，進行民調前先要釐清議題的內容本質。《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針對對象是傳媒工作者，亦由於傳媒負責人及工作者是直接被這些法例約束，其實最重要環節是了解新聞從業員本身對於法例內容的看法。事實上，在國外有不少關於民調的批評，認為容易被政治和利益所操控，獨立性存疑。好多時民調會利用自己方式抽樣取樣，設計問題得到自己想要結果，公正性受到很大質疑，亦不見得對大家了解修法內容有幫助。

劉世鼎指，政府沒有拿出修法方向與社會、傳媒一起討論，單憑民意調查作為立法基礎，如「瞎子摸蝦」，倉猝行事，只會適得其反。他認為政府修法前應與社會更多溝通，聆聽傳媒工作者不同的意見，讓相關專業性團體，傳媒工作組織代表來進行討論。來本可以自然討論的議題，在實驗式民調下變得無法開放表達意見，相反充分和深入的討論才是重要。

民調易受操控獨立性存疑

澳門大學傳播系主任林玉鳳則認為，法例跟不上時代步伐有需要作出修改，但大原則是修法後對新聞自由程度或言論出版的保障，不能夠少於原來法例規定。為保障公眾權利，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及採訪權等等，若有所收緊則不能接受。至於設立官方背景的出版委員會，相信大家最擔心的問題是怕不聽話的媒體遭打壓，並透過這樣的組織達到政府拑制言論自由的問題，因而失去監察政府功能，這點亦是大部份國家地區成立類似組織時媒體的最大憂慮和反對理由。國外經驗多由無任何利益衝突人士作為組成人員，接受投訴範圍亦較細，評議主要涉及私隱問題。澳門一直以來都無成立類似組織，其實最重要是傳媒自律和職業操守，經討論若覺得無需要可在修法過程中可刪去。

劉世鼎：民調難反映不同理念深層意見 / 林玉鳳：修出版法須無損新聞言論自由 (《市民日報》，01/12/2011)

【本報訊】對於特區政府花費350萬元公帑委託民調機構，對修改《出版法》、《視聽廣播法》進行商議式民意調查，為修法鋪墊，有傳播學者認為，民調所得出的數據不能反映不同理念和深層意見，且民調容易受到政治和經濟利益左右，公正性廣受外國社會質疑，更何況是次市民大眾，甚至新聞工作者對政府修法的動機和理念均不清晰的情況下進行民調，促請政府解釋清楚為何要採用民調的方式收集民意，掃除社會和新聞工作者的疑慮。

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接受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委託機構採用民調方式收集意見，從好的方面來說，是想了解民意。

然而社會的最大疑慮，是政府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提出修法，動機和理念是甚麼，為甚麼要以民調作為立法的基礎？任何立法、施政，都需要公眾知情、了解，但是次修法的理念和方針並不清楚，故出現不少疑問。

他續指出：民調機構藉民調收集到的意見量化，得出一大堆數字，但每個數字背後都有很多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缺乏深度討論。民調的抽樣方式、問卷題目的設計、受訪者的意願，以及統計資料的分析，都會影響到結果。還有一個疑慮，就是民調無法深入了解受訪者的深層意見，還有表達意見的背景因素。

籲解釋用民調收集民意釋疑慮利用民調方式收集意見，在外國已有長久歷史。惟國外有不少聲音對民調提出批評，包括民調容易受到政治和經濟利益左右，無法保持中立，而民調到最後，可能是用來製造、引導民意，而不是忠實反映民意的手段，公正性廣受外國社會質疑。
劉世鼎直言民調無法反映不同理念、深層意義，不能取代討論、辯論。在沒有充分訊息和討論的情況下進行民調，甚至把民調用來作為立法施政的單一基礎，風險非常高，更何況普羅市民對《出版法》、《視聽廣播法》法規內容不清不楚，怎麼提出意見？再說，今日得到的數字，不等於明日不變，因此不宜單憑一次討論得出的民調結果，就斷定修法內容。

他認為，民調結果可以作為參考資料，但不能作為唯一的立法基礎。他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解釋清楚是次修法的理念、原則和動機，以及為何要採用民調方式來收集民意，掃除社會和新聞工作者的疑慮。


林玉鳳：修出版法須無損新聞言論自由 

【本報訊】特區政府正啟動修訂《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程序，澳門大學傳播系主任林玉鳳認為，修法的最大原則是新聞和言論自由不能比現行法律倒退，政府應為此作出承諾。林玉鳳更反對以官方主導成立新聞評議組織，認為新聞評議組織應由業界自行發起組建，以提升傳媒專業素質為目的，並非由官方監管。

林玉鳳昨接受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提出修訂《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需要交代修法的理據和原則，並交代現行法律當中存在的問題。縱觀現行法律，尤其《出版法》中不少條文與社會脫節，例如「冒犯總督」的例文，在現今社會完全不成立。

她認為，修法重點應是文本的更新，而修法的最大原則，是修法後的新聞自由、言論和出版的保障，不能比現行法律倒退，如新法對新聞言論自由有所收緊，是不能接受的。她說，政府須承諾修法的最終目標，是傳播和出版機構的言論自由不能於低修法以前。

防官方藉評議組織拑制傳媒對於新聞評議組織設立與否的問題，林玉鳳指出：環顧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傳媒業界均有足夠能力規管自身操守，新聞評議組織的設立，應由業界自行發起組建，並以提升傳媒專業素質為目的，而非由政府主導提出。

同時，新聞評議組織的成員絕不能有官方色彩，防止官方透過有關組織達到拑制言論自由，從而喪失媒體監察政府的功能；而組織的評議範圍亦不宜太廣闊，應收窄至如具體只監管牽涉私隱的問題。

另外，就業界關注修法是否規管網上新興媒體，林玉鳳認為網上傳媒可列入規管範圍，但社交網站的規管較難納入出版法。

學者：修法民調沒討論下開展惹質疑

【特訊】對於政府提出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認為，政府沒交待修法的動機和理念，一般市民對有關法例的內容亦不甚瞭解，而政府更沒有與直接受這些法例規範和約束的新聞工作者進行討論，因此對政府開展民調收集修法意見表示質疑。

政府須解釋
修法動機及理念

政府委託機構開展關於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商議式民調，劉世鼎認為，從好的方面來說，是反映政府在意社會意見，是聆聽和重視民意的表現。但現時社會上有疑慮，指政府沒有交待是次修法的動機、原則和想法，亦沒解釋為何要以民調作為立法基礎，公眾因此不清楚修法的理念和方針。他認為，政府應就上述問題作充分解釋，掃除公眾特別是新聞工作者的疑慮。此外，他亦質疑一般民眾在不瞭解相關法例的內容和修法動機下，可如何表達意見？

以民調作單一立法基礎風險高他認為，進行民調前必須讓公眾瞭解議題內容，在沒有充分訊息和討論的情況下進行民調，甚至以民調作為立法施政的單一基礎，風險很高。他相信政府是有心推動本澳新聞行業發展，但認為在選擇收集社會意見的方法時，應考慮其代表性和認受性。他指，短時間、實驗性的民調，恐怕不能反映不同意見和深層次意見。民調最大的局限是缺乏深度討論，而且抽樣方式、問卷題目設計、受訪者數字及統計資料分析，均會影響結果。國外已有許多對民調的批評，包括會受政治經濟利益左右，無法保持中立客觀等。

社會缺乏長時間公開討論

他又指，不是所有議題都適合或需要開展民調，有些具專業性和複雜性的議題，則不宜以民調收集意見。是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涉及出版、傳播活動、新聞自由等議題，政府更重要是瞭解新聞工作者的意見和想法，因為他們是直接受到這些法律規範和約束。此外，社會亦需要長時間公開討論，表達不同意見，但現時有關討論工作是缺乏的。他建議政府藉著是次提出修法的契機，與新聞業界對現行法例中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討論，形成共識。


林玉鳳：修法原則須確保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減 

【特訊】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主任林玉鳳表示，在修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過程中，政府不能作過份主導，建議可參考國際做法，以業界自律代替「他律」，由新聞同業組織自行制定守則和監管，並非由官方設立主導機構。她強調，修法原則是政府須確保新聞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會在修法後收緊，對言論出版的保障不能少於原來的法例規定。

言論保障不能少於原來法例林玉鳳認為，在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法前，政府應交待現行法例中存在的問題。事實上現行法例中，有部份條文在回歸後已過時不成立，確實需要更新文本。她認為政府必須承諾，修法的大原則是修法後，政府確保新聞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會比以前收緊，對言論出版的保障不能少於原來的法例規定。如修法後對有關權利的保障有所收緊，這是不能接受的。

倡業界自律代替「他律」

對於設立出版評議會及視聽廣播委員會等組織，林玉鳳表示，現時美國、澳洲及大西洋沿岸國家等國際趨勢，都是以業界自律代替「他律」，即由新聞業界自行制定和監管，並非由官方設立主導機構，這有助預防官方透過有關組織箝制新聞自由，她認為本澳可效法有關做法。她又指出，有關組織進行評議及接受投訴的範圍須小心訂定。在外國，一般上述所指的範圍會明確、具體表明某些事例，如只針對侵犯私隱權或不當的採訪手法才接受投訴，且被投訴者均是有關組織內的會員。

對於社交網站的規管，她認為亦難以納入《出版法》或《視聽廣播法》中，目前《刑法典》對誹謗、侮辱等罪名的定義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已經非常苛刻，不應再設立由政府主導的監管機構進一步削弱新聞自由。

至於記者工作證問題，她建議可由傳媒機構或同業機構自行為記者製作工作證，而非由新聞局發行。她解釋因記者有別於其他行業，負責監察社會，若要由他人確認身份地位，會容易被排除出行外。

兩法修改焉能倉猝行事 / 林玉鳳認修兩法不應設具官方色彩委員會 自由保障不能少於原法 (《華僑報》，01/12/2011)

【專訪】政府啟動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當中在未經傳媒業界深層討論及社會未清楚議題的情況下，卻由研究團隊進行修法的「商議式民調」。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指出，兩法是率涉到基本法二十七條規定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的保障，以及每個媒體專業運作和市民表達權的重大議題，不能倉猝行事。並認為，對這重大議題，民調是無法反應不同理念和深層意義，也不能取代傳媒業界討論及辯論。他亦提醒，小心民意結果是可以被操控的。

　顯然，對於修改兩法這個重大議題的程序，理應先在傳媒業界進行廣泛和深層討論，但現在當局做法卻並非如此。劉世鼎形容，在社會對訊息不清楚下做民調。這就俗語指的矇上眼睛，誠如瞎子摸象方式來進行，「可能達不到施政單位期望的效果」。

　他指出，修改兩法的一個很重要環節是先要了解傳媒工作對兩法的看法，因為這群人是直接受法律約束的，故要「先聆聽新聞工作者的深層意見，而這些意見中可能有不同意見。」　劉世鼎強調，新聞工作者對兩法的意見很重要，他們如何看待這個殖民主義遺留下的產物？一般民眾是不了解的，問他們能夠提出甚麼意見呢？相關部門如果真的要修法，首先要說明清楚初衷、動機，用理由來說服社會各界修法的必要性。其中很重要的是去瞭解新聞傳媒工作者的想法，因為他們是直接受到這些法律規範的人，他們怎麼想的、有甚麼意見，需要開誠佈公討論。我們不要再重蹈過去澳葡政府的覆轍。

　然而，現在當局是在未經業界深層討論以至辯論的情況下，就進行「商議式民調」。劉世鼎指出，「不是所有議題都拿出來做民調，不是所有議題都需要做民調。」有些很專業和非常複雜性的議題，就不太適合用民調方式處理。而以今次修改兩法議題，劉世鼎認為，民調無法反映不同理念、深層意義；亦不能取代討論及辯論。

　他指出，政府部門委托民調，從好的方面來說，是想瞭解民意。但是在沒有充分的訊息和討論的情況下，進行民調、甚至把民調用來作為立法施政的單一基礎，風險很高。一般民眾不知道法條內容、修發動機、還有新聞工作者的意見，如何能發表看法、表達贊同或不贊同？民調機構將收集到的意見量化，得出一大堆的數字，但每個數字背後都有很多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缺乏深度的討論。民調的抽樣方式、問卷題目的設計、受訪者的意願、以及統計資料的分析，都會影響到結果。還有一個疑慮，就是民調無法深入瞭解受訪者的深層意見，還有表達意見的背景因素。更別說對那些拒絕接受訪問者，民調能知道他們的意見嗎？所以民調不應該取代討論、不同意見的辯論，成為唯一的標準，因為這個風險是很高的藉由公開討論、辯論，可以呈現出不同的看法、以及深層次的意義，這是民調做不到的部份。

　另方面，即使就兩法進行民調，劉世鼎認為，在進行民調之前也需先釐清議題本質，以及需要時間讓社會對相關法律有充分了解及足夠透明度，以及進行討論、表達不同看法，「但這個程序現在似乎沒有進行，討論也沒有。」他表示，相關部門有必要解釋清楚修法的基本理念、原則和動機，「因為這是對社會負責任的最好方式，是清除社會疑慮的最好方式。」　至於民調又是否真正表達民意呢？劉世鼎提醒，在國外，已經有許多對民調的批評，包括會受到政治經濟利益的左右，無法保持中立，這也是為甚麼一個國家會有好多機構、公司做的民調，因為民調結果是可以被操控的，每個政黨、公司都在做對自己有利的民調，結果就是不客觀了。這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民調到最後，可能是用來製造、引導民意，而不是忠實反映民意的手段了。

　再說，今日得到的數字，不等於明日不變。因此劉世鼎指出，不宜單憑一次討論得出的民調結果，就斷定修法內容。政府必須提出充分的理由來說明為甚麼要用這種方法。

　劉世鼎表示，其實政府今次啟動修改兩法是一個與傳媒業界及社會進行充分溝通的好機會。但現在是沒有經過意見陳述、意見交流、意見討論以至辯論，真正問題還沒有全面浮現。他認為，兩法有許多問題，這當中兩法是由澳葡政府制定，其中在處罰條款方面，特別是針對誹謗及冒犯當局的部分是有爭議的。而現在澳門已是回歸，受著基本法保障，那就不應用過去方法來看待傳播新聞領域，而應該向前看，「應利用這個機會，社會各界和傳媒工作者展開實質地對問題本質討論，對落伍不合時宜條款的討論，而這部分透過短時間用實驗方式的這個民調，恐怕無法達到這個效果的。」◇


林玉鳳認修兩法不應設具官方色彩委員會 自由保障不能少於原法 

　　【專訪】澳門大學傳播系學者林玉鳳表示，政府提出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不能少於現時法律對新聞和言論及出版自由以及採訪權等保障程度。她亦指出，不應設立官方色彩的出版委員會和廣播委員會，修法應刪除相關條款。

　林玉鳳認為，政府提出修改兩法時是有需要先向公眾交待修法的必要性，就是在現行相關法律中存在什麼問題。她認為，檢討修改兩法應針對不合時宜部分，譬如出版法中規定不可對總督冒犯的內容在現時已不成立。

　林玉鳳強調修改兩法的重要原則是，重新修訂法律對新聞和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保障程度不能少於原來法律的規定，「我覺得這是最大原則。」她認為，現行兩法源自歐洲比較寬鬆標準，而且多年來運行過程亦比較好。「現在已有的保障，無論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採訪權保障等等，如果出現收緊，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政府需承諾，修法最終目標對現時享有各項自由是不能少的。

　至於修法觸及是否以法律形式或官方主導成立監管傳媒機構的出版委員會和廣播委員會，一直都是備受中文傳媒爭議。

　林玉鳳表示，這類出版委員會或新聞評議會的組織，在世界許多地方當官方提出時，基本上都遭到傳媒組織抗議，認為不應由政府作主導，應該由業界自律，「即由業界以自律代替他律，而他律就是政府硬性透過法律做一個規定。」而現在包括美國和澳洲等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透過業界自律方式，這個方式好處是可防止官方透過這個（他律）方式來達到拑制新聞自由。」當中，以自律方式而設立業界的新聞評議會類組織，在處理投訴主要涉及私隱保護的採訪手法等，而通常是成為評論會成員才會被調查處理，而且本身是已有專業守則。林玉鳳認為，如果傳媒業界組織表明自己能夠自律，以及有本身道德操守守則，其實已經可以了。而如果傳媒團體認為自行規範守則未足夠，那就自行作出修改，「這樣是比較符合新聞專業自我完善的做法，而不需要政府加入做這件事。」　她又指出，現時澳門傳媒並沒有出現什麼，媒體也無狗仔隊，亦沒有外地小報式媒體，故不需官方介入監管。林玉鳳強調，以官方色彩主導的委員會，最大問題我們不知道官方在什麼時候會利用相關委員會來打壓意見者或一些不聽話的媒體，而為此令到媒體喪失了監察政府的功能，「這是最大憂慮，亦是許多地方反對（官方色彩委員會）的最大理由。」　至於政府有意將網上納入規管，林玉鳳表示，美國在九十年代就開始研究，但比較難的是如何對互聯網立法有效規管，美國最終採用方法是以判例作參考，但主要涉及誹諦（但涉公眾利益及善意的就不成立）和侵犯私隱等，而作出處罰亦是採用現行法例。至於本澳情況，若只是技術上將網絡傳媒納入會是比較簡單，但對於非傳媒性質如社交網站是很難納入出版法，「我們現在看不到有成功個案。」林玉鳳亦指出，其實以現行刑法已可對網上犯罪有足夠規管，對網上言論無需立法規管。

　林玉鳳指出，政府對修改兩法不能過於主導，同時須尊重專業意見，「專業的意見是重要的。」她認為，政府應更多與傳媒業界溝通和聽取意見。

　對於修法可能涉及記者註冊制度包括統一發記者證問題，林玉鳳指出，無論政府有何考量，但重要是業界取態。她強調，不贊成由官方發記者證，「我（記者）是監察你（政府），但我的身份需要你確認的話，這有少少問題。」林玉鳳指出，記者是負責監察社會不同的人，如果由他人確認其身份，就容易出現任何一個人被排除在外的問題。她認為，為解決記者採訪需要，可用媒體工作證。◇

商議式民調十二月四日首次在本澳舉行 探討「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華僑報》，01/12/2011)

【特訊】「《出版法》及《視聽廣播法》商議式民調」的「商議日」，將於周日（十二月四日）舉行，預計將有三百位通過隨機抽樣方式被邀請的本澳市民及近三十名本地新聞工作者到新口岸教業中學參與民調和討論，另有六十多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專家、媒體人士將會以觀察員身份出席。

　根據抽樣原理，研究團隊已在本澳總體人口中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了第一次問卷民調，成功訪問了二千零三十六位市民代表，其中二千零一百十六位說中文，二十位說葡文。接著在這批市民代表中再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出三百多位出席「商議日」。現時已有三百三十八位市民承諾參加「商議日」，當中有十四位是素食者，五位需要提供托嬰服務，研究團隊為了堅守樣本的代表性原則，將滿足被抽中而願意出席的市民的要求。

　目前承諾參加「商議日」的市民其文化教育背景涵蓋各階層，男女比例與總體人口比例一致。

　平衡簡介資料由顧問委員會審議　商議式民調強調參加者出席「商議日」前，須了解與議題相關的平衡簡介資料，以便在商議日進行充分討論和思考。資料中著重提供足夠的議題背景資料及建議方案的正反意見陳述。平衡簡介資料由研究人員撰寫，並經由代表不同觀點的專家學者所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多次審議後定稿的。成員包括：澳門科技大學學者譚志強博士、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陳懷林、立法議員(直選)）陳偉智、澳門論壇日報社長丁乃時、澳門葡英傳媒協會主席雅士度、澳門日報副總編輯曾藝女士、澳廣視新聞部編輯葉國華。該平衡簡介資料備有中、英、葡版本，已陸續寄送至三百多位應允出席的市民及新聞工作者手中。

　參與者深思熟慮表達意見 專家組出席解疑　隨機抽樣中的三百多位被邀市民在「商議日」到達現場時，會接受第二次問卷調查；其後他們被隨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在受訓主持人帶領下討論相關議題和方案；然後再一起參與大組問答大會，各小組可向現場的專家團成員提問，以獲取進一步的資訊。最後，研究人員再向參與者進行第三次問卷調查；三次民調及討論將反映代表社會縮影的數百位市民經過深思熟慮後，對議題所表達的意見。

　小組討論的重點在於讓持有不同觀點的參與者之間互相交流，這個審慎思辨的過程會促進市民對議題進行深入思考。當小組討論結束後，每個小組需提交若干問題，供大組問答時向專家團提問，其目的是提供機會讓參與者釐清某些疑問，掌握更充分的資料。研究團隊目前已完成小組討論二十六名主持人的招募，成員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來自不同職業背景的本澳市民，並召開了第一次簡介會議，稍後將進行第二次技巧及角色扮演培訓。

　至於大組答問專家組，成員來自學術界、新聞業界和政府單位。目前應允擔任專家組的成員包括澳門科技大學學者譚志強、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高級講師趙麗如、澳門論壇日報社長丁乃時、澳門葡英傳媒協會主席雅士度、澳門日報副總編輯曾藝、澳門律師公會秘書長石立炘律師及新聞局局長陳致平。答問大會主持人由香港著名主持及資深傳媒人李燦榮擔任。為照顧外語人士，研究團隊已邀請了六名本澳資深的中英、中葡即時傳譯人員。

　預計近三十名新聞工作者出席傳媒專業組討論會　是次除了三百位市民參與「商議日」公眾組的討論外，研究團隊還考慮到在本澳總體人口中，新聞工作者所佔的比例較小，在隨機抽樣中未必能被抽中，但業界的意見在是次議題中非常重要。為了能獲得業界廣泛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特此為業界進行一次專業組的商議式討論會，其成員招募亦採隨機抽樣方式，其商議日執行過程與公眾組一致，但考慮到業界相對一般商議式民調的人數較少，故以討論為重點、民調為輔的方式進行。

　為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新聞工作者總體隨機抽樣列表，早前，研究團隊已透過郵寄、傳真及電郵三種方法，要求所有在新聞局有登記的中葡英媒體單位（三十六家中文、十二家外文及六個傳媒組織）協助提供名單，五十四個機構中有八個提交。為了加強抽樣的代表性，研究團隊從各種渠道收集到的名單，分別傳送至各大媒體，要求確認名單，最終另有七家媒體確認，亦即一共有十五個媒體機構的名單，加上研究團隊收集的其他名單，形成了總數三百七十三人的抽樣名單，從中隨機抽出了一百四十八位新聞工作者。

　研究團隊通過各種渠道進行聯繫該一百四十八位被隨機抽中的新聞工作者，共接觸了一百一十八位。當中，提供電郵並接受網絡或傳真問卷調查的有九十五位，而完成問卷調查的有五十八位，當中有二十九位答應出席商議日，分別來自十三個傳媒單位。

　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DP）由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James Fishkin於一九八八年創立，迄今在全球十九個國家地區執行超過七十多場，涉及的議題廣泛，從專業性的稅制改革、體育館的建造和營運、能源政策、立法議會架構改革、金融制度、公務員制度改革，到一般性的公共議題例如財政預算分配、食品安全、小孩教育、失業問題、退休金問題等等。有興趣了解更多的市民，可瀏覽專題網站：http://dpmacau.org/ 。◇

出版法修改應先諮詢後民調 (《澳門日報》，01/12/2011)

【本報消息】當局修改“出版法”、“視聽廣播法”，學者指兩法確應修改，但修法動機、方法未清晰，應先諮詢業界。民調要讓業界、社會瞭解、討論及表達意見後進行才有效，不能以民調結果為修法的唯一標準、依據。修法不宜倉卒，政府也不宜過分主導，須承諾最不影響現有自由保障。

新聞局計劃修改兩法，早前首階段比較研究，本月四日將舉行一天商議式民調。業界關注修法，憂慮當局藉修法收緊言論自由。澳大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指出，兩法是澳葡政府留下的產物，部分條文、用字如“冒犯總督”等應修改，但當局未清楚解釋修法動機及民調基礎，新聞工作者也未掌握修法理念，不清楚法律內容的大衆更難提意見。當局必先瞭解新聞工作者的想法及建議。民調雖是普遍收集訊息的方法，當局以民調為修法手段之一，是瞭解民意，但不少國家已批評、置疑民調未必中立。民調前須有充足訊息，讓業界、社會討論及表達意見，找出深層問題，惜澳門至今未有公開討論，民調未必達預期效果。他強調兩法非常專業、複雜，涉及每一個人的言論、表達自由，事關重大，不宜倉卒行事。

澳大傳播系主任林玉鳳指出，現行“出版法”、“視聽廣播法”源自歐洲標準較寬鬆，行之有效，修法原則是承諾不影響現有自由保障。就兩法中的評議會等，指絕大部分國家如美國、澳洲等，均由業界組織行業守則自我約束，防止官方幹預新聞自由，哪怕極小部分國家設相關組織，評議範圍也非常集中，一般針對私隱權保護。政府修法過程中不能過份主導，需重視業界意見。政府也不宜參與監管，應以業界守則、意見為主，才符合新聞專業自我完善、提升。澳門現沒“狗仔隊”，也不盛行“小報”風格，涉傳媒的糾紛不多，未有設評議會的迫切需要，相信業界有能力處理現時問題。若業界認為評議會沒需要，可在修法中提出。

她表示，兩法足夠保障新聞界，相反《刑法典》更嚴，如誹謗罪、煽動罪對新聞業影響更大，針對網上言論無需另外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