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簡介了治安警交通廳三位不肖警員，在九一七恐嚇記者事件中涉嫌違法亂紀的情況及所涉及的《基本法》和國際人權法相關條文，今次再就事件作更深入分析以正視聽。
近年警方對傳媒和公民記者，其實都已逐漸形成一種「我影你就得，你影我就唔得！」的霸權心態，互聯網和公民記者可能令警方更加感到多一重無形壓力。但更加要明白這兩者多數而言只是警方為自己解套的「狼來了」藉口，沒有互聯網和公民記者，不見得警方就會放棄已用上癮的霸權，這是權力缺乏監督和制衡的結果，千萬別聽信其片面之辭。換個角度看，假如警隊內制度化建設和普法教育、守法意識已上正軌，即使這兩者的壓力真的如警方形容那麼大，也不會每年都發生類似情況。可見問題的癥結在警方內部，而外因只不過是其推卸責任的借口。
根據治安警資料介紹，特區成立時（其實應包括回歸前），已有一名兼職心理輔導員，每星期三晚為各部隊人員及家屬提供輔導服務。經過二００七年和今年四月兩次擴充，目前已有兩名全職和一名兼職心理輔導員，提供預防、治療、調查研究、評估、轉介及諮詢等服務，時間由周一至周五。具體大項目包括事前預防教育、事中危機處理、事後追蹤輔導等。由二００八年起開設心靈加油網站；二００九年開設犯罪心理學課程和講座，另有情緒管理和人際關係講座；二０一一年更將心理健康講座提升為教育課程，每人需接受七學時之學習，內容包括壓力與情緒管理、婚戀、預防賭博等。
這些官方資料很有意思，因為反映出三個問題：一澳門警民比例冠絕全球，四千多人的保安部隊原來卻只有可憐的三名心理輔導員，相信也是世界之冠。二、光這兩年警方內部已曝光的自殺事件已創新高，但司長、局長、發言人一直淡化低調處理，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視下屬生命如草芥，完全沒有對症下藥、急謀良方的想法，更加沒有增加輔導員和完善課程的任何消息。很令人懷疑整個輔導機制是否只是走過場，沒有雙向信息互動和反饋，以致其設計未能與時並進適應警員心理狀況變化。從輔導員與警員比例之懸殊不難得知，輔導員本身工作已疲於奔命，當然無法跟進處理相關個案和改革課程，這並非輔導員本身的責任，而是高層漠視所致。三、輔導措施和課程內容沒有與時並進的重要佐證之一，可從前線警員和傳媒溝通情況之惡劣並且每況逾下獲悉大概。自二千年七．二警民大衝突開始，其實正常的警隊也應從中不斷汲取經驗教訓，努力改善警民和警媒關係等公共政策和公關技巧，但我們看到的竟然是今不如昔、不進反退。從中不難明白相當大程度上。問題出自內部指引不善和心理輔導不到位，從而令問題日趨嚴重和不斷激化。
可以就此斷言，警方內部雖然有內部指引和心理輔導，但有不等於足夠更不等於到位，這是可以從警員的日常行為和執勤情況仔細分析出來的。而且從警方上述資料也可以發現，其心理輔導完全沒有與傳媒溝通的技巧、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回歸後警媒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摩擦並且越演越烈了。由此觀之，警方所謂有內部指引，引導警員與傳媒溝通的技巧一說，到底有多少可信性或到底是甚麼貨色了。當這些堆積如山的問題再去到那個高度黑箱作業，有等於沒有的紀監會時，繼續石沉大海或再堆積下去，自然就是正常和唯一途徑了。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我們不妨從回歸後警媒關係作一簡單回顧，以大事件來作一標桿。回歸期間的連串國際性活動，警媒雙方基本和諧。二千年五一和七二事件，是警民關係的陣痛，但傳媒在衝突現場採訪時，並未受到任何阻撓，這很大程度歸功於白英偉局長領導有方。然而隨著其大權旁落，警媒關係亦逐漸倒退，無論中外領導人來澳又或大小遊行，記者的採訪空間開始收窄，即使平時消息發佈和正常採訪，警方亦越來越不合作。筆者始終覺得二００六年五一遊行，警方完全不設防甚至讓示威人士席地而坐堵塞新馬路，就是為以後公然與市民和傳媒對著幹設下的圈套。
二００七年五一，震驚全球的五聲槍響，也標誌著警方與市民和傳媒關係真正走向對立和破裂。也正是從這場示威開始，警方對記者的阻撓和監控上升到新的高度。從此至今，筆者每年五一沒有不受警員驅趕阻撓的。同年國慶電單車大遊行，由於萬車空巷民怨太大，警方傾巢而出也無法應付，也不敢與萬民公然衝突，當然沒有大事發生，更無暇再顧及傳媒。
如景不長，二０一０年五一大衝突，澳門警方防暴戰術之拙劣和對待記者的惡行，瞬間大白於天下，治安警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嘴臉乾脆常態化。而較早之前，治安警與勞工局狼狽為奸，再藉抓非法勞工為借口，公然搜查澳亞衛視並妨礙正常節目製作，但真正黑工卻在警方眼皮底下來去自如逍遙法外，與媒為敵昭然若揭。去年底清拆青洲坊，警方縱容發展商收買黑工暴力拆遷，警察局在不足二百米外卻不聞不問，記者入內警察和黑工卻諸多阻撓監視。高先生慘被惡人打至血灑家園失去工作能力，治安警卻夥同司警去年至今年多次恐嚇高家，令其不得與傳媒接觸，不能再對外披露事實。請問這種種助紂為虐的行為，是保護官商還是保護市民？是維護法紀還是破壞法紀？警方到底是權貴御林軍還是市民公僕？相信至今仍活在恐懼中的高家大小和傳媒最消楚。
今年以來，警方的惡行全無收歛。五一前夕胡鬧地設立「傳媒採訪區」，到底是妨礙還是支持記者工作，路人皆知。這一兒戲措施因不具操作性未能實施，好端端的遊行轉眼結束在即，不甘寂寞的一眾警員卻在最後關頭無事生非撲出來，七手八腳阻撓記者拍攝。即使未把記者們迫到新馬路去，也已經讓全世界看得傻了眼，事後在民間強大壓力下，李小平局長才肯暫時放下身段約見傳媒代表，可惜來來去去照本宣科背老八股，至今依然欠全澳傳媒一個合理解釋和道歉。事發才四個半月，在渡船街又發生九．一七警員恐嚇記者的醜行。
新聞局只顧闡述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有多重要，對警方的醜事，對記者們的權益卻十二年一貫地不吱聲。這一切一切，難道就是張國華司長、李小平局長、陳致平局長你們心目中的澳門特色新聞自由了嗎？法律是保障新聞從業員正常和不受阻礙地接觸、反映新聞真相之用，而並非保障有權力人士不受阻礙地遏制新聞和言論自由。如果有關部門和現存法律都不能做到這點，哪麼修法後真的能夠做到嗎？同業們對此都沒有信心和表示懷疑。歸根到底，澳門仍不是一個法治之城，官員的普法和守法意識淡薄。九．一七事件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註腳，而且也不會是最後一宗類似事件。
唇亡齒寒，既然連正統的記者也受到政府如斯「厚愛」，不受到現行《出版法》甚至修訂後新《出版法》保障的公民記者或一般攝影愛好者和網民，其處境就更堪虞了。雖然李小平曾說過，當日交通警所謂：「如果你係記者（在公共地方拍攝）就冇問題」是錯的，但誰又能保證「唔好比我見到?相放上網，否則我地會向你追究！」不會發生以及同樣在其眼中也是錯的？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當天事發現場三位警員眾口一辭，已暗示了警方內部確實存在敵視傳媒的勢力，也進一步暗示了公民記者的生存空間更加險惡。或者未來可能發生如區錦新議員所說，曾用於針對民間人士而引用《刑法典》二三三條三款，改為對付公民記者，扣留不超過六小時以示恐嚇亦未可料。所以各位公民記者千萬別天真地以為，今次警方只針對報章記者便高枕無憂，其實噩夢可能才剛開始。如果還要像當日《澳門論壇》那樣冷清，如果公民記者不能與傳統記者建立統一戰線向警方齊聲說不，那麼澳門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只能等待「恩賜」。
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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