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四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猶如一場瘋狂的政治嘉年華，各種利益誘惑、抹黑技倆、輿論攻訐在台下互相較勁，遠比台上那些大部分沒甚麼營養又造作的競選口號來得多姿多采。混戰過後，有人對賽果欣喜若狂，有人熱淚盈眶，但也許更多是覺得不可思議。 誠如一位當選人最傳神的感言：澳門真的有病！當大多數人願意把監察政府的權力，讓位於眼前的蠅頭小利、讓位於所謂對社會的無力感、讓位於對一時間安逸生活的沉溺，這樣往往只會導致失望的人未來將更失望，期望得到更多的人註定失去更多。 最令人心寒的是， 對於用利益交換選票的行徑，法律可以有灰色地帶，但執法的態度和決心竟也可以有灰色地帶？一樣擦邊球、輕輕帶過？是的，看不見有大老虎，可能因為實在是太黑了。
廉署的職責是為人洗脫嫌疑嗎？
作者／一卒
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議席多了，但市民對違規賄選不滿之聲亦增加，事實上，執法部門也直接或間接承認。投票當日，廉政專員馮文莊表示，只有一宗案件能立案，並表示「從執法的單位去看，一宗的案件已算是多」，說他們無能是不公道。這番話除了令人感到可笑外，也說明執法單位的看法，與公眾期望有極大差距。
澳門的選舉條例可能真是存在不少灰色地帶，而賄選手段亦可能隱蔽難以調查，這不能怪執法單位。但是，執法者起碼要向公眾發放清晰訊息，阻嚇犯法者，鼓勵舉報及揭發的市民與媒體。可是，廉政專員的表現，雖不能說是背道而馳，卻讓人感到立場含糊。
例如，馮文莊表示，競選團體不少違規行為，只是部份助選前線人員的出位之舉，沒有遵守團體交下來的助選指引，而非候選人蓄意所為。這不禁讓人疑惑，廉署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是否競選團體作甚麼解釋，他們便照單全收不作懷疑？也許馮文莊並不是想為違規者開脫，可是，這番話卻容易予人這個印象。亦因為此，不禁讓人懷疑，馮文莊說曾向違規者「擰耳朵」，究竟有多大阻嚇作用？如果候選人皆可把責任卸給前線人員，誰還會怕廉署？
投票當天，《論盡媒體》在臉書上發佈了台山一酒樓外疑似賄選的照片。廉署在投票日之後表示「密切監察網絡上的各類相關訊息，一旦有懷疑賄選的跡象，即時派員到現場調查。經查證，大多並非屬實，有的完全沒有發生網上描述的情況，… …」而在另一份新聞稿內，則表示已「證實」當日的聚集者為某社團的義工隊，當時只是致電提醒社團會員投票。可是，這個「證實」連目擊者看到的五百元鈔票也沒有解釋。
由以上得知，廉署為受嫌者洗脫嫌疑的效率，肯定比捉拿違規犯罪者快；而且，言語間好像還怪責舉報的市民及傳媒多管閒事。這樣營造出來的氣氛，又怎會令違規者卻步，遏制腐敗的歪風呢？
黃東: 廉署莫借傳媒「過橋」
作者／ 論盡
「廉署應去打大老虎，現在你不去打，還要捉一隻小貓？這隻貓至少還會幫你捉老鼠。」
時事評論員黃東認為，廉署這次還未徹查涉嫌賄選的案件，反把矛頭指向線索提供者「大造文章」，質疑記者為何沒有親眼目睹整個交易過程，做法「荒謬絕倫」。
「 這樣給人的印象不但好差，而且是很可怕！很難想像在一個法治的地方會發生這種事，廉署的職責理應是維護選舉法的尊嚴，維護一個廉潔、健康的選舉環境，鼓勵市民舉報、提供線索。媒體盡責任去監察和揭發懷疑不規則行為，調查人員理應按圖索驥全力追查，但現在你沒有徹底查證涉嫌賄選者，反而將熱心協助調查的市民、記者『擺上檯』，想嚇窒佢地？」
他擔心這次事件可能會打壓民間的檢舉熱情，一旦對廉署信心盡失，不願再舉報可疑違法事件，這樣只會令更多人對不法行為視若無睹。
黃東又指，這次廉署對台山一案的處理手法更是非常怪誕：
「這麼快定性案件，從取證技術角度，不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種粗疏的調查，可能引發外界一些想像，廉署為何會輕信涉案社團一方的供詞？就這樣草草了事？很多疑點在新聞稿也未能解釋清楚，需要進一步說明。」
今屆選舉宣傳期、以至投票當日，民間對賄選的質疑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黃東表示，廉署不應借傳媒「過橋」，找一個下台階來完結民間對賄選、對廉署能力的質疑，反而應以實際行動、展示執法決心來重塑形象，而不只是扮演一個政治花瓶。
大律師：「無嫌疑」如何再追查？
作者／論盡
這次廉署在傳媒揭露懷疑選舉不規則行為短短半天時間，即「極速」宣佈排除事件涉及賄選。根據廉署發出的官方新聞稿指：現場「並沒有發現何賄選的跡象或線索」，又「證實」在酒樓外聚集者只是某社團派出的「義工」，「當時該等人士被分配進行不同的任務，包括致電社團會員提醒於今天覆行公民投票義務，另外亦有義工手持工作人員表格，負責安排工作人員的膳食及分批到票站投票。」
資深大律師飛文基指出，法理邏輯上，一是案件已排除賄選嫌疑可以歸檔，一是案件已完成偵查有足夠證據移交檢察院處理，否則，廉署不會公佈案情。根據廉署新聞稿的表述，似乎是屬於前者多一些，「廉署會主動透露案情、公開發新聞稿，單案必定是經過一個內部程序、有一個決定，否則，廉署絕不會貿然在調查階段透露案情，一般有決定才可以對外公佈。」
既然廉署已排除案件有賄選嫌疑，但另一方面又繼續邀請傳媒工作者協助調查，飛文基直言這種做法「罕見」，也有點不能理解：「無理由你一邊說沒有嫌疑、無事，一邊又說要繼續調查，這樣似乎相當矛盾。既然已判定沒有賄選跡象，廉署難道還有條件繼續進行調查？」
為何記者不宜主動報案？ 學者: 傳媒不應成為檢控工具!
作者／論盡
在日常採訪過程中，記者經常會遇到突發事件，收到市民爆料、舉報、投訴，或觸碰到一些涉及罪案、政治黑幕等的敏感議題，但為何記者一般不應主動報案？
香港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解釋，這是因為記者應秉持中立、客觀的專業角色，「若受訪者的一言一行，隨時會變成警方檢控的證據，那日後還會有誰對記者講真話？或者會令市民猜疑，記者是否代替執法者來找我套料？因此，新聞行業的其中一條重要守則：記者有責任保護消息來源，然後跟進報道、披露事件。記者的社會崗位是監察政府和社會，而不是檢控工具，這條界線應相當清晰！」從專業角度而言，記者沒有責任向廉署或警方報案，或提供刑事調查的資料，除非在一些極個別的特殊個案，例如：涉及人命傷亡的即時危險、涉及嚴重犯罪又無其他目擊證人底下，這時候記者才應挺身而出，但杜耀明重申這些情況都是「特例」，而非「常規」。
同樣地，廉署和警方絕不應隨便、動輒傳召記者錄取口供，要求傳媒機構交出採訪資料，這些都是侵犯新聞自由的大忌。記者並沒有偵查權，記者的責任是採訪、揭發和披露可疑的違法行為，及時向社會發佈資訊，讓政府和市民有所警惕，同時已是向執法部門提供線索。至於如何搜證、調查應由執法機構自行跟進，不應諉責於傳媒工作者。倘若需要記者協助調查，廉署或警方也須向法庭充份說明必要性：是否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在場的記者？這些資料對刑事調查是否有確切的必要性？
資深大律師飛文基也指出，目前澳門《出版法》明確規定傳媒工作者有「保護消息來源」的權利，倘若廉署或警方要求記者錄取口供或交出採訪資料，新聞機構和記者都有權拒絕。消息來源定義除了受訪者身份、訪談內容，還包括圖片、錄音、影片等資料，這些都是受保護範圍。倘若執法部門堅持新聞機構必須交出資料，也要透過法律程序、由法官下令，但傳媒工作者本身也有權提出上訴。
學者：賄選風氣盛 挑戰社會道德底線！
作者／論盡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誰說？！
選舉年澳門酒樓生意特別火紅，幾乎晚晚大排筵席，「平到笑」的低價旅行團、拿不完的禮品和「著數」，在澳門早已見慣不怪。 只要打著社團或其他機構旗號，是否賄選連廉署也承認難以定義。除了廉署早前偵破一宗賄選案，檢察長何超明也透露，還有另外十宗案件正在調查之中，他明言今屆賄選之風比過往嚴重。澳大政府及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余永逸更不諱言，以往大社團參選一般都會較自我約束，但好明顯今年有人「玩大咗」、「過晒火位」，部分團體的行徑已超越社會的道德底線。
余永逸指出，鄉族宗親會、社團的角色對立法會選情一直非常重要，今年選團的選舉操作無疑是更趨「專業化」。市民看到不少社團高調地派錢、派禮物，法律上可能較難判定這是賄選，但很明顯讓人感覺到，有人用物質利誘選民投票。從廣義上而言，這已是一種選舉腐敗行為，構成不公平選舉的元素。
至於如何從修法上，切割或者淡化社團領導層與參選人的重疊身份、避免有人兩邊走位？余永逸也坦言，這問題在全世界都有技術難度。以香港為例，是透過擴闊選舉開支的定義、大幅降低競選經費的上限來收窄可操作空間，但以社團政治為基礎的澳門是否適用？需要進一步研究。他又指出，在社團和選團合一的本土政治特色下，遊戲規則都是容許社團停留在一個較含糊的角色，以往是希望一些大社團透過自我約束，不要太過出位，但今屆選舉部分社團的操作方式已超越社會的道德底線，這是否澳門人願意看到？能否容忍下次選舉再有同樣情況發生？這些已對政府形成修法的民意壓力：社團「玩大咗」，其「自由」也應受到一定的限制。
事實上，法律永遠難以超前現實問題，余永逸認為，除了檢討法律，更重要是廉署的執法力度能否對社會起到警示作用。例如：高調、透明地向社會展示貪腐案件，主動公佈可能涉及貪污的機構、團體名稱，用實際行動表明「一宗都不會放過」的決心。然而，無論是針對賄選還是平日的貪污活動，澳門政府一直不是用強而有力的手段去打擊。儘管這兩屆選舉廉署都有偵破賄選案，但也只限一宗而已，相對坊間熾熱的「擦邊球」現象，可能讓市民錯覺廉署是否只要捉一組出來「祭旗」、「殺一儆百」？又或者，今屆變了調的反賄選行動，退而以「勸喻」為主，而非像以往一般主動出擊，高調地巡查賄選黑點，這些都難免讓人感到似「教仔」多過雷厲風行地打擊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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