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法》中涉及原則條款 飛文基認為不應刪除 (《華僑報 》，09/10/2013)

　【專訪】新聞局正進行公眾諮詢的《出版法》修訂文本中，建議刪除對傳媒保障條款，尤其有關對初犯者給予罰金代替監禁及不作出處罰情況的規定條文，但同時保留對傳媒處罰條款。執業大律師飛文基指出，如果制定出版法時一些原則條款被刪除，從邏輯上是令人存在疑問，那是否仍是一九九０年制定此法時「純粹為著確保出版自由的立法原意呢？這裡有一個明顯的問號。」　在一九九０年制定《出版法》的前言是清楚地闡述立法精神：「出版界是體現思想表達自由的最佳工具，亦為所有現代社會的一項權利。……本法律將資訊活動人員與成為其服務對象的市民兩者利益融合，這樣，一個自由、有意識和資訊流通的社會之價值觀方能實現。」　在現行《出版法》其中有兩項條款是被視為對傳媒具有保障作用的條款，卻在當局今次修法文本是建議廢除的，這包括：第三十四條的對初犯者「得以罰金代替監禁」；以及第三十六條明文規定有兩種情況下對傳媒「不罰」，即第一種情況是「對被責難事件能提出可被採納的證明」；第二種情況是「在宣示判決前，就被控的誹謗或侮辱罪向法院解釋，而被害人或代表其告訴權的人士認為滿意並接受時。」而當局解說刪除這兩條條文理由是，因為在《刑法典》已有規定。

　然而，大律師飛文基接受記者訪問則表示，《出版法》是專項的特別法律，其制定時的宗旨在於確保出版自由，而當中的第三十四條和第三十六條是屬於該法的原則性條款。因此，即使在刑法典已有相關規定，但作為《出版法》這樣的重要法律，有關其立法原意的一些原則性條文理應保留，「這是明確對出版自由的保障，不應刪除的。……在一九九０年制定出版法的立法精神，這條線是保障出版自由，其中有關涉及原則的條文是一定要在這專項法律寫清楚的。」　另一方面，新聞局強調今次修法原則是「只刪不增」，不過在諮詢文本則建議，將現行出版法第二十九條「濫用出版自由罪」，改為修訂草案的第二十六條「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其條文內容：「透過出版品發表或出版文章或圖像，損害受刑法保護的法益之行為，為透過出版品作出犯罪。」當局解釋這項修訂是配合《刑法典》的規定。

　飛文基認為，修訂草案第二十六條與現行出版法第二十九條的本質沒有不同，其標的在於規管傳媒，對一些觸犯刑法的行為作出制裁。他亦提醒，按照第二十六條對傳媒規管的範圍甚為廣泛，這不只是針對刑法典中有關誹謗和侮辱的罪行，而是牽涉到法典法和所有單行刑法的整個刑法制度，包括對一般人安全、社會治安及國家安全等刑法保護的法益，譬如利用出版品作出煽動、教唆、擾亂社會秩序等等行為，都是屬於觸犯到損害受刑法保護的法益之行為。因此，傳媒要小心避免觸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