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訊】對於政府提出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認為，政府沒交待修法的動機和理念，一般市民對有關法例的內容亦不甚瞭解，而政府更沒有與直接受這些法例規範和約束的新聞工作者進行討論，因此對政府開展民調收集修法意見表示質疑。
政府須解釋
修法動機及理念
政府委託機構開展關於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的商議式民調，劉世鼎認為，從好的方面來說，是反映政府在意社會意見，是聆聽和重視民意的表現。但現時社會上有疑慮，指政府沒有交待是次修法的動機、原則和想法，亦沒解釋為何要以民調作為立法基礎，公眾因此不清楚修法的理念和方針。他認為，政府應就上述問題作充分解釋，掃除公眾特別是新聞工作者的疑慮。此外，他亦質疑一般民眾在不瞭解相關法例的內容和修法動機下，可如何表達意見？
以民調作單一立法基礎風險高他認為，進行民調前必須讓公眾瞭解議題內容，在沒有充分訊息和討論的情況下進行民調，甚至以民調作為立法施政的單一基礎，風險很高。他相信政府是有心推動本澳新聞行業發展，但認為在選擇收集社會意見的方法時，應考慮其代表性和認受性。他指，短時間、實驗性的民調，恐怕不能反映不同意見和深層次意見。民調最大的局限是缺乏深度討論，而且抽樣方式、問卷題目設計、受訪者數字及統計資料分析，均會影響結果。國外已有許多對民調的批評，包括會受政治經濟利益左右，無法保持中立客觀等。
社會缺乏長時間公開討論
他又指，不是所有議題都適合或需要開展民調，有些具專業性和複雜性的議題，則不宜以民調收集意見。是次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涉及出版、傳播活動、新聞自由等議題，政府更重要是瞭解新聞工作者的意見和想法，因為他們是直接受到這些法律規範和約束。此外，社會亦需要長時間公開討論，表達不同意見，但現時有關討論工作是缺乏的。他建議政府藉著是次提出修法的契機，與新聞業界對現行法例中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討論，形成共識。
林玉鳳：修法原則須確保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減
【特訊】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主任林玉鳳表示，在修法《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過程中，政府不能作過份主導，建議可參考國際做法，以業界自律代替「他律」，由新聞同業組織自行制定守則和監管，並非由官方設立主導機構。她強調，修法原則是政府須確保新聞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會在修法後收緊，對言論出版的保障不能少於原來的法例規定。
言論保障不能少於原來法例林玉鳳認為，在修改《出版法》和《視聽廣播法》法前，政府應交待現行法例中存在的問題。事實上現行法例中，有部份條文在回歸後已過時不成立，確實需要更新文本。她認為政府必須承諾，修法的大原則是修法後，政府確保新聞採訪和言論自由不會比以前收緊，對言論出版的保障不能少於原來的法例規定。如修法後對有關權利的保障有所收緊，這是不能接受的。
倡業界自律代替「他律」
對於設立出版評議會及視聽廣播委員會等組織，林玉鳳表示，現時美國、澳洲及大西洋沿岸國家等國際趨勢，都是以業界自律代替「他律」，即由新聞業界自行制定和監管，並非由官方設立主導機構，這有助預防官方透過有關組織箝制新聞自由，她認為本澳可效法有關做法。她又指出，有關組織進行評議及接受投訴的範圍須小心訂定。在外國，一般上述所指的範圍會明確、具體表明某些事例，如只針對侵犯私隱權或不當的採訪手法才接受投訴，且被投訴者均是有關組織內的會員。
對於社交網站的規管，她認為亦難以納入《出版法》或《視聽廣播法》中，目前《刑法典》對誹謗、侮辱等罪名的定義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已經非常苛刻，不應再設立由政府主導的監管機構進一步削弱新聞自由。
至於記者工作證問題，她建議可由傳媒機構或同業機構自行為記者製作工作證，而非由新聞局發行。她解釋因記者有別於其他行業，負責監察社會，若要由他人確認身份地位，會容易被排除出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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